邓小平

中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1904-1997)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希贤,中国四川广安人。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实际最高领导人。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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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 「有時社會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運用得怎樣」,「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經常注意到調整」;「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條件」;「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1]:107
    ——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的報告,1957年1月12日
  • 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1]:113
    ——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企業中實行群眾監督的指示》,1957年3月上旬
  • 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尾巴上不帶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那就要犯錯誤的。[1]:122
    ——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的報告,1957年5月23日[1]:121
  • 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央提出一個草案,不久可以發出。……這個標準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主要是大鳴大放時期,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而把一般歷史上的老賬、個別問的問題的意見和學術性的問題撇開。[1]:132
    ——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言,1957年10月9日
  • 我們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1]:137
    ——毛澤東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討論關於和平過渡之提法問題,1957年11月9日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1]:200-201
    ——在同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1958年8月18日
  • 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給的範圍不宜過寬,不要一下子甚麼都包下來。在集體生活中應當允許個人有適當的自由,也就是「大集體、小自由」。集體生活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公開向群眾宣佈。[1]:182-183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於1958年11月28日在武昌召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958年12月9日
  • 只破不立是不對的,破了舊的要立個新的,破了過於煩瑣的要立個簡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產,越要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重要環節的管理制度,改的時候要經過試驗,不要輕易去廢除。特別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操作規程,技術規範,沒有把握隨便亂動,對生產不利。不是說不可以動,有些是可以動的,但是要經過試驗。[1]:191
    ——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講話,1959年2月20日
  • 農業總是不穩,總有豐年平年。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下雨,這是人力沒有辦法的。風調雨順之類不要講多了。[1]:196
    ——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講話,1959年4月2日
  • 領導人要清醒,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把應該接受的教訓忘了。各省也有這個問題,不踏實,搞大計劃[1]:213
    ——在中央書記處會議,1960年5月25日
  • 一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人搞得好一點,事情就搞得好一點。我們這些人注意的不夠,影響是不小的。[1]:214
    ——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60年6月10日
  • 「不管白猫、黑猫,會捉老鼠就是好猫。」(即“猫论”)
    ——《怎樣恢復農業生產》,1962年7月7日
    8月24日之每日名言
  • 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沒有話就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2]:316
    ——五中全會最後一日,表達期待,1980年2月29日
  •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胡耀邦六十六歲,不算很年輕,但他身體好,精力充沛。趙紫陽六十一歲。你也六十一歲罷?你們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時,再長期工作一段時候沒有問題。要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的幹部政策也要四個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制度化。這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那好得很,應當這樣,是不是?但不是說幹部老了就沒有用,老幹部有經驗,有見解,還是寶貴的,但實際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3]:43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明報》社長查良鏞,1981年7月18日
  • 中國願意與外國發展貿易,發展平等互利的關係,但中國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不過在現代世界上,不能關起門來做人。中國希望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不向後倒退,但這不是片面的。美國如果看法錯了,制訂的政策也會錯誤。美國如果真的搞得中美關係倒退,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國也不會垮,那時候沒有垮,現在更加不會垮。五十年代時,蘇聯對中國是有援助的,以後就沒有了,我們還不是這樣過下來了?中國人是有志氣的,決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得到的教訓難道還不夠?美國國務卿海格到北京來,我也是這樣對他說。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國搞得太不像話,硬要中國吞,那吞不下去,也沒有理由要吞。[3]:45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明報》社長查良鏞,1981年7月18日
  • 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4月6日之每日名言
  • 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说,見《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1981年)[4]
    7月6日之每日名言
  •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
    ——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如此说
  • 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麼行呢?……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使經濟萎縮,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現在出現的這些問題是能解決的,我們有信心。小錯誤難免,只要不犯大錯誤就行了。[5]:277
    ——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滙報時談話,1988年9月12日
  •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南巡談話要點》,1992年1月

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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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前的戰局,是處暫時的局部的失利的境況,決不是抗日自衛戰爭的最後失敗。戰爭的最後勝敗,要在持久抗戰中去解決。
    ——〈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今天的戰爭,要求我們充分運用半年抗戰的寶貴經驗。不僅應研究戰略戰術,而且還應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動員廣大民眾加入軍隊,補充現有兵團,組織新的部隊,積蓄與擴大國家的武裝力量,以支持長期艱苦的戰爭。
    ——〈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2]:31
    ——設計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1938年
  • 認識自己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們常常是誇大自己好的一面,對於自己的弱點總是原諒的,還往往把弱點看成優點。
    ——〈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1943年11月10日
  • 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別人的幫助才能發現自己的弱點,重新認識自己,改造自己。
    ——〈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1943年11月10日
  • 如果亂殺人,一定要失敗。
    ——〈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 看見自己頭上有一小塊雲,就認為天下都是雲,憑直覺來看問題,憑自己腦袋上面有沒有烏雲來判斷革命勝利或失敗,這樣,遇到困難就不會看到光明和勝利,就沒有不悲觀失望的。
    ——〈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建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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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1]:131-132
    ——反右鬥爭出現嚴重的擴大化和簡單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評意見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1957年
  • 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1]:132
    ——在八屆三中全會前,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1957年
  • 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1]:137-138
    ——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
  • 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著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1]:151
    ——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1958年3月25日
  • 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1]:178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中説,1958年11月7日
  • 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1]:209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1959年12月28日
  •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1]:294
    ——在七千人大會上説,1962年1月
  • 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义,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1]:294-295
    ——在七千人大會上説,1962年1月
  • (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1]:310
  •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8月11日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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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怕説錯話;説錯話,有錯誤,這不要緊,做工作沒有錯誤不可能,錯了就改嘛;只要你們大膽工作,錯了我們負責;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要告訴那些搞派性的人,現在再搞派性就是頑固的資產階級派性;要規定一個期限,從七月一號這天開始,凡繼續閙派性的堅決調開,你們調不動,軍委調;不管你老資格、新資格,幹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樣;不這樣不可能把事情辦成;我們不但要提社會主義,還要提愛國主義,你沒有社會主義覺悟,至少要有點愛國主義;有些人連愛國主義都沒有了,還搞什麼社會主義;你們回去傳達時,就説這個話是我講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6]:16-17
    ——在中央軍委第十三次常委會議上聽取國防科委和七機部工作滙報,1975年5月19日
  • 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説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6]:21
    ——同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馬天水談話,1975年6月12日
  • 「四人幫」的破壞實際上是十年,或者説是十年以上,開始是同林彪結合在一起;他們弄得我們黨內同志不敢講話,尤其不敢講老實話,弄虛作假;甚至於我們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這些壞習氣,這是不應該原諒的啊;我們只要充分信任群眾,實事求是,發揚民主,把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説和黨的一整套作風恢復起來,發揚起來,那末,毛澤東同志所説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就一定會達到;有了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我們什麼風險也能夠經受得住[6]:54
    ——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1977年7月21日
  •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总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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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1]:212
    ——主持天津會議,1960年3月25日
  • 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志説,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裡,都存在怎樣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繫着各個領域的實踐,緊密聯繫着各個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我們一定要全面地學習、宣傳和實行,不能聽到風就是雨。[6]:40
    ——在全國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 毛澤東同志不贊成「天才論」,但不是反對尊重人才。他對我評價時就講過「人才難得」。捫心自問,這個評價過高。但這句話也說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澤東同志是尊重人才的。
    ——〈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8日
  • 如果只是毛澤東同志講過的才能做,那我們現在怎麼辦?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6]:167
    ——〈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聽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恩茂等滙報工作談話,1978年9月16日
  •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6]:335-336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對歷史決議論稿的修改問題,1980年10月25日
  •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第296页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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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 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表现在哪里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要落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6]:116
    ——〈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按勞分配問題,1978年3月28日
  • 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6]:256
    ——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插话,1979年9月1日
  • 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6]:696-697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697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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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局部的後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實際的和對整個經濟害多利少的高指標要堅決降下來;有些管理不善、嚴重虧損的企業要限期整頓,甚至於停下來整頓。退一步才能進兩步。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
  •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説,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7]:225-226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
  •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6]:429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年9月1日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們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6]:535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话的一部分,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5年3月28日
  • “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6]:550
    ——〈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轉到外向〉,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十三次訪華團,1985年8月1日
  • “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1987年6月12日
  • 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還要開放,不能關門,關起門來,信息不靈,甚麼追蹤新技術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呀,不開放是不成的。
    ——〈南巡視察拱北講話〉,1992年1月25日
  • 「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
    ——〈視察上海時的講話〉,1992年1月至2月
 
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
  •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1992年[8]

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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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腳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12月21日
  • 「有的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官僚主義,工作不努力,不踏實,不深入基層,不親自動手,不動腦筋……這是思想懶惰。」
    ——〈軍隊整頓的任務〉,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7月14日
  • 「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6]:38-40
    ——〈各方面都要整頓〉,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座談會上講的插話,1975年9月27日
  • 「承認我們哪些方面有缺點,哪些方面還不足,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克服弱點、克服缺點的起點。」
    ——〈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23日
  • 「好的意見不那麼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麼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6]:200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6]:643
    ——〈理順物價,加速改革〉,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的談話,1988年5月19日
  • 「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6]:696-698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不冒一點風險,辦甚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説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麼回事,我就從來沒那麼認為。」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大膽地幹,每年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不斷總結經驗,這樣至少不會犯大錯誤。」
    ——〈南巡蛇口港向領導人講話〉,1992年1月23日
  • 「思想要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南巡後到上海巡視浦東講話〉,1992年2月4日

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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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我們一定支持你們,也允許你們犯錯誤。[6]:17
    ——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1975年5月21日
  • 做老實人,説老實話,幹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
    ——〈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1977年7月21日
  • 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不對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准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不久前,《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國際上反響很大;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天安門事件講的;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6]:192-193
    ——在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時,談到天安門事件問題稱,1978年11月26日
  •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的思想路線。」[6]:294
    ——〈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1980年2月29日
  •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
    ——〈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80年12月25日
  • 「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深入群眾傾聽他們的呼聲;要敢說真話,反對説假話,不務虛名,多做實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則換人情;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6]:560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85年9月23日
  • 「雄心壯志太大了不行,要實事求是。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6]:579-580
    ——〈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會見榮氏親屬回國觀光團部分成員談話,1986年6月18日
  • 「在交往發展交往方面,我有一個重要建議:多做實事,少説空話。……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6]:666-667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喬夫談話,1989年5月16日
  • 「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説。」
    ——〈南巡武昌對當地領導人談話〉,1992年1月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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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不進步,許多青年會很快地走到我們前面。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前進,就是尊重別人,虛心學習。
    ——〈在重慶市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報告〉,1950年6月6日
  • 經驗本來是好的東西,如果不善於學習,就會變成壞東西。
    ——〈在西安幹部會上講話〉,1957年4月8日
  • 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地前進。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這樣的信心,才能有恰當的決策。[6]:647-648
    ——〈在改革中保持生產的較好發展〉,會見波蘭部長會議主席梅斯內爾談話,1988年6月7日
  • 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麼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6]:651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 總結歷史,不要着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闢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6]:651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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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過去説,年長一歲,要開明一分。[6]:44
    ——在中央軍委第二十五次常委會議上稱,1975年11月18日
  • 我們要開出一條路出來,讓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長,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斷湧出,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
    ——〈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1982年10月14日
  • 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問題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們組織和使用起來,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他們的專長。
    ——〈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1982年10月14日
  • 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為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歷,沒有資歷,就把人家埋沒了。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成熟的主要標誌之一。[6]:533-534
    ——〈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3月7日
  • 我們現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沒有很好地發現,發現了沒有果斷地起用。對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不會完全一致。有缺點可以跟他談清楚,要放手地用人。總的看,我們對使用人才的問題重視不夠。
——〈總結經驗,使用人才〉,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談話,1991年8月20日
  • 要發展就需要人才,不用人才不成。要鼓勵用人才,出人才。
    ——〈南巡參觀珠海仿真控制系統工程公司講話〉,1992年1月25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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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6]:489
    ——在廣州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將落款日期寫為離開深圳的1月26日,1984年2月1日
  • 聽説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去香港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説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6]:491
    ——〈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和宋平等談話,1984年2月24日
  •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和宋平等谈话,1984年2月24日
  •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去年年底發現多發了一百億的鈔票,今年物價漲得不符合我們的要求。但是不要緊。要理順各種經濟關係需要幾年時間。如果關係理順了,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就有把握。我們要按價值規律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進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有勇氣,膽子要大,步子要穩。[6]:546
    ——〈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代表團,1985年6月29日
  • 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第二次南巡深圳,1992年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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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 1984年2月23日南下講話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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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说七国,七十国也没有用。”“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
    ——六四事件后,回应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国际制裁中国的忧虑。(《外交十记》)
  •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過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6]:669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級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 “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所谓共和国。”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級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 「我們要冷靜反思,回顧過去,着眼未來,重視總結經驗和教訓,認真處理面臨的問題。這樣,就能使壞事變成好事。」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人教授李政道談話,1989年9月16日

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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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 離開本國的特點去硬搬外國的東西,這條普遍真理不能實現。
    ——〈馬列主義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956年11月
  • 我們現在的危險,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見困難不想辦法,不當機立斷。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5月11日
  • 怕字當頭,不幹工作,小病大養,無病呻吟,這樣的領導幹部,索性請他好好休息,不然佔着茅坑不拉屎怎麼行?[6]:29
    ——〈關於國防工業企業的整頓〉,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8月3日
  • 我們有的同志就喜歡別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於搞五湖四海,不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山頭就是這樣不自覺地疊起來了。
    ——〈關於國防工業企業的整頓〉,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8月3日
  • 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6]:74
    ——〈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同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講話,1977年9月19日
  • 我們要反對那些搞幫派、搞宗派主義的行為,要反對任人唯親。現在確實有那麼一些人喜歡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還有一些人歡搞挑撥離間。這些都是破壞團結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6]:19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解放軍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會議上稱,1978年12月1日
  •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6]:20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9]
  • 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今後還要注意。現在我們要注意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年度計劃定低了,而實際增長速度高出很多,會產生什麼影響?對這個問題,要抓緊調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現在不是説要改變原定的「六五」計劃,長期計劃留的餘地應該大一些,年度計劃可以打得積極一點,當然也要留有餘地。年度計劃要抓緊,工作不能放鬆,要重視提高經濟效益,不要片面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總之,制定計劃遵的原則,應該是積極的、留有餘地的、經過努力才能達到的。[6]:449
    ——〈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萬里、姚依林、胡啟立、張勁夫、宋平等談話,1983年1月12日
  • 第一要大膽、要堅決,第二要謹慎,要照顧到我們的傳統,要理順各方面的關係[6]:598
    ——在會見墨西哥總統德拉馬德里時談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稱,1986年12月6日
  • 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6]:621
    ——〈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用人要拋棄一切成見,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5]:296-301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5]:324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1989年9月16日
  • 看來我們農業的潛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6]:696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國際上不可能小視我們,來中國投資的人會越來越多。要善於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後年黨代會要選一些年輕一點的精力充沛的人進政治局,進常委會更好。這一年多的成績不可低估,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6]:697-698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5]:380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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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裡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一個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一個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6]:435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6]:435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的事情和方式另作考慮。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得好,擔心在這個時期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5]:49
    ——1984年2月22日
  • 我要對記者們説幾句話。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講話,不是中央的意見。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説,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後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6]:499「黃華、耿颷兩位胡說八道,講到香港的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
    ——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员,針對香港《明報》報道中央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一九九七年後中國不會在香港駐軍一事,1984年5月25日
  •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6]:502-503
    ——分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6]:504
    ——分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6]:504[10]
    ——分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6]:510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11]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除了在香港駐軍,中國還有什麼能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即時解決。[6]:511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6]:614
    •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12]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6]:615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6]:615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6]:615-616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6]:646[13]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
  • 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6]:647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
  • 我過去説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説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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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兩个中国’。他們都是中国人,我們相信,他們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礎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況下是允许的。
  • 一個國家分成兩半這種情況總是要改變的,我們能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不解決,中國人民會答應嗎?[6]:2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分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分別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兩个中国」。他們都是中国人,我們相信,他們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礎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況下是允许的。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1984年10月3日
  •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6]:516-517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
  • 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
  • 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方面的參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6]:667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會見蘇共總書記戈尔巴乔夫,回答能否應邀出訪蘇聯的問題時説,1989年5月16日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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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 這個世界是不安寧的,確實存在着戰爭的危險。不能被現在的所謂緩和和裁軍所迷惑。天天講裁軍,實際上是天天在擴軍。擴軍,就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就是為了準備世界戰爭。現在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誰有資格呢?只有兩家,兩個超級大國。[6]:2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歐洲如果是一個強大的歐洲,更加團結的歐洲,這對世界戰略很重要。蘇聯是聲東擊西。從它的整個戰略部署來説,重點恐怕還是在西方,在歐洲。歐洲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來説,都是重要的地區。不取得歐洲,要稱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國,不取得歐洲,稱霸世界也不可能。[6]:2-3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我們多次聲明,我們發展一點核武器,也是給蘇聯和美國看的;歐洲國家有一點獨立的力量,這樣就可以不那麼聽從美國的擺布;既然戰爭的危險來自美蘇兩家,那末,跟着哪一家走都是危險的[6]:10
    ——同圭亞那合作共和國總理伯納姆會談,1975年3月12日至3月13日
  • 核武器毁滅人類這種看法靠不住,最終人類要消滅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滅人類;如果超級大國動用核武器,就與全世界人民處於對立地位;它們發動戰爭,無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類都被毁滅了,還如何去控制;以後的戰爭很可能還是常規武器的戰爭[6]:13
    ——會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斯塔霍維亞克,1975年4月11日
  •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由具體情況、具體問題所決定的。我們不採取那種近視的態度來觀察問題。從我們對幾個重大國際問題的處理上,你們可以看出,我們對事情的處理不是輕率的、沒有章法的。可以説,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冷靜地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的。[6]:42
    ——在會見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全國指導委員會代表團時,談到中國的外交政策,1975年10月10日
  •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在外國建立自己的基地。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我們尊重現實,日本和美國雙方都有這個需要,我們理解。這些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政治角度來考慮的。我們勸你們美國同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不要對抗,要採取對話的政策。[6]:43
    ——在會見美國世界事務組織領導人代表團時稱,1975年10月11日
  • 我是個國際名人,不是因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為我的三起三落。[2]:273
    ——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1977年8月22日
  • 你們的結局將是敦克爾克[2]:273
    ——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警告美國如繼續向蘇聯讓步,1977年8月22日
  • 中日之間並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我們這一代找不到辦法,下一代、再下一代會找到辦法的。[6]:154
    ——會見来华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時稱,1978年8月10日
  •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我們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2]:260-261
    ——與日本天皇共進午餐,1978年10月23日
  • 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放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6]:185
    ——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講話,談到釣魚島問題,1978年10月25日
  • ——那麼你和東盟各國想讓我們做些什么?[2]:251
    ——访问新加坡时回应李光耀。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停止(马共和印尼共)电台广播[2]:251,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1978年11月13日
  • 小朋友不乖,该打打屁股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在美国访问期间,回应记者关于越南问题的提问
  • 中國一貫支持、今後也繼續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金日成主席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方針,即自主和平統一朝鮮;在談到中國在柬埔寨問題、越南問題上的立場時稱:我到美國和日本訪問期間,反覆講三句話:第一句,中國人説話是算數的;第二,中國人行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第三,中國人不會魯莽行事;在談到朝鮮黨內和國內情況時説:我在華盛頓同卡特會談時,在美國、在日本訪問期間,都提出過朝鮮問題,推動美國、日本同朝鮮發生關係;如果美國、日本同朝鮮進行商業接觸,搞點補償貿易,球隊等人員加強來往,對推動南北談判有益處[6]:235-236
    ——在同金日成內部會談時稱,1979年4月20日、4月23日
  • 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着應付。[6]:675
    ——〈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同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萬里談話,1989年9月4日
  • 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首先在第三世界包括一些第二世界建立一種和平共處的環境和氣氛。[6]:696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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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窮志不要短,越到困難的時候,越要有志氣。
    ——〈提倡深入細致的工作〉,在共青團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1年10月23日
  • 我們不要因為過去誰整過自己就記仇。對同志不要記仇,要不念舊惡。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下了決心,堅定不移,不相信搞不成。不能猶豫,不能妥協,也不能半途而廢。發生問題,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預料到。出點亂子不要緊,嚇不住我們。[6]:402
    ——〈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2年1月13日

关于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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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腳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12月21日
  • 我自己也常常犯錯誤。每個人都是這樣。毛主席還常常說,他也經常犯錯誤。不過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比我們少。任何人都會犯錯誤,絕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談話〉,1956年11月17日
  • 有錯誤,自己講,而且講夠,又能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這就有了主動,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暢。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2月6日
  • 就是犯了錯誤,也要由自己去總結,自己去解決問題,這樣才靠得住。[6]:461
    ——〈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談話,1983年4月29日
  • 「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
    ——〈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
    ——〈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我們走的路還會有曲折,錯誤也是難免的,但我們力求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的錯誤,更不要因為小的曲折而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
    ——〈會見匈牙利社會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談話〉,1987年10月13日
  • 「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迴避。」
    ——〈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談話〉,1989年3月23日
  •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 〈南巡談話要點〉,1992年1月

关于邓小平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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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4]。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15]
  •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6]
    ——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
  • “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7]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
    ——美国总统老布什评价
  • 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19]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 邓小平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工程、建筑、科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20]
    ——邓诞辰11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 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时期中共官方委婉特指邓小平
  •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 肮脏的小矮人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里,形容邓小平是个“nasty little man”。邓小平常在会见外宾时抽烟并向痰盂里吐痰。
  •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2004年中共官方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正式讲话)
  •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2014年中共官方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正式讲话)

毛泽东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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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1]:87-88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評價鄧小平,1956年9月13日
  • 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2]:37
    ——邓小平和毛泽东、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面[21]:120-125。邓小平有理有据嚴辭反驳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令毛泽东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1957年11月
  •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 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1]:417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1968年5月20日
  • 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1]:417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1968年6月30日
  • 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唯俊)、古(古柏)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2年8月14日[22]:308
  •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4年,毛泽东在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评价邓小平
  • 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鄧小平)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23]:416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5月3日
  •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毛泽东
  • 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毛泽东
  •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
  •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邓小平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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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實際地説,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 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2]:13
    ——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1974年
  • 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當頭。[6]:17
    ——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1975年5月21日
  • 我死後,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就很高興、很滿意了。
    ——〈同中央兩位領導人談話〉,1977年5月24日
  • 我之所以能經受如此多的打擊,是因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從不失望,因為我知道,政治猶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時而上,時而下。
    ——〈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專訪〉,1980年8月21日、23日
  •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24]
    ——〈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專訪〉,1980年8月21日、23日
  • 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5]:252:54-55
    ——〈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談話〉,1984年3月25日
  • 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
    ——〈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 你們都是好人呀,我就有三壞習慣,一個是抽煙,一個是酒,還有個最不合西方生活方式,就是個痰盂。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談話〉,1987年4月16日
  • 比較實際地説,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会见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談話〉,1987年7月4日
  • 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説,「下」並不是由於做了錯事,而是由於辦了好事而卻被誤認為錯事。
    ——〈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 我不是完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不是不犯錯的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誤就從這裏出來,錯誤就從這裏犯起。
    ——〈與兩位中央領導人談話〉,1989年5月31日
  • 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誇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這樣的東西,名譽太高了是個負擔。我退休方式要簡化,死後喪事也要簡化,拜托你們了。
    ——〈與部分中央領導人談話〉,1989年9月4日
  • 老年人自覺讓位,在旁邊可以幫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礙人的事。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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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勝群主編,劉金田副主編. 《鄧小平傳(1904-1974)》下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4. ISBN 978-988-8284-56-6. 
  2.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譯校. 《邓小平时代》.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962-996-498-6. 
  3. 3.0 3.1 明報出版社編輯部. 《一代偉人鄧小平》. 香港: 明報出版社. 1997. 
  4. 《邓小平文集》
  5. 5.0 5.1 5.2 5.3 5.4 5.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01-001862-1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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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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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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