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香港武俠小說作家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池田大作認為,金庸賦予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新的生命,因而被譽為「中國文豪」、「東方的大仲馬」、「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是一位名聞遐邇的大作家[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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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
Jin Yong, July 2007.jpg

倚天屠龍記编辑

  • 「殷素素抱著張無忌,低聲說道:『無忌,娘是騙他的,你看娘騙人的本事多大,記住!千萬不要相信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會騙人,記住哦。』」
  •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天龍八部编辑

  • 「我的感激和喜悅,除了得到這樣一位著名文學批評家的認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為他指出,武俠小說並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2]:2125
    • 〈後記〉,1978年10月
  • 「作詩填詞我是完全不會的,但中國傳統小說而沒有詩詞,終究不像樣。這些回目的詩詞只是裝飾而已,藝術價值相等於封面上的題簽——初學者全無功力的習作。」[2]:2126
    • 〈後記〉,1978年10月

笑傲江湖编辑

  • 林平之陰森森的道:「正是。這辟邪劍譜的第一道法訣,便是:『武林稱雄,揮劍自宮』。」[3]:1468
    • 〈三十五 復仇〉
  • 「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欲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3]:1689
    • 〈後記〉,1980年5月
  •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捨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3]:1690
    • 〈後記〉,1980年5月

鹿鼎記编辑

  • 「我費盡了九虎二牛之力……還要加上那些羊啊豬啊什麼的。」

讀書编辑

  • 我的讀書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我讀書沒有心得,就如呼吸飲食之沒有心得,那是極大的享受。古人稱筆為「不可一日無此君」,在我心中,「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書也。[4]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编辑

人生何處不相逢编辑

  • 「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惡之後,我絕不對不合理的壓迫低頭屈服!」[1]:4
    • 池田大作問道:「那些壓迫(「敵」者洶洶,從左從右而來)很激烈吧!」[1]:4
  •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1]:6

不曾識面早相知编辑

  • 「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們住在校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我只李在教室裡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鑑》和H.G. Wells(威爾斯)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綱》)。」[1]:9

香港的明天——面對回歸编辑

  • 「(人)能樹立崇高的道德規範,成為普遍的榜樣,以至改進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那是不朽的精神價值。」[1]:22
    • 在創價大學演講,1996年4月
  • 「未來的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何如何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準確。」[1]:26
  • 「幸運得很,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1]:27
  • 「其實重要的預見也並不多。我在文革開始不太久之後,就推斷將來毛澤東一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的題目是〈不知往哪兒躲〉,說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兒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當年中國對越南交戰,我曾預測中國佔領中國佔領若干土地、對越南當局給予教訓後必定撤退,對於進軍到何地為止,何時撤兵,都有大膽預測,結果幸而言中。對於香港的前途,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推測(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明報》社評中發表),是中國當局會決定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佈,同時並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於一九八二年宣佈,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1]:27-28
  •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31
  • 「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1]:36
  • 「『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1]:37
  • 「他(彭定康)完全不了解,馬列主義者確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民意』,全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例如報紙、電視、電台、廣播、雜誌、政治領袖、政論家、文人、花錢買來的廣告等等)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人民群眾的真正意見,所以不足重視。」[1]:40
  • 「人心動盪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錯。至於『九七之後必定混亂』,那就不見得會是事實。『九七』還沒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測。我是憑着對香港的充分了解,對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1]:45
  • 「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我在大學裡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深切關懷。何況其他參加起草委員會的,大部份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會上眾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名譽、地位、財富、事業的,參加這委員會純綷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1]:49
  • 「我和他(蕭蔚雲)有時有不同意見,可以坦率的討論或辯論。有一次在許多香港記者面前,我們對於中國內地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作了相當激烈的辯論。他很客氣地表示讓步,我心中感激,自責態度不好。從此之後,我們二人結成了好友。關於我的小說在內地的版權問題,蕭教授曾介紹他做律師的學生協助處理。」[1]:57

中日關係與環太平洋文明编辑

  • 「與現實狀況不相稱的、欠缺靈活性的思想就教條。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教條曾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1]:69
  • 「香港居民的意願也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過香港居民還特別強調,我們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有的法律與法治制度,否則的話,港式繁榮與港式穩定不能保持。對於『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在數十年內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變』這兩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論是參與統治的上層人士,企業家與廠商,或專業人士、中產階級,或小市民、職工、工人、小販,或青年、學生、家庭主婦,政治上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會,從未提出過異議。所以,香港居民中壓倒多數的意願是一致的,只有人數殊不道的極少數持不同意見。」[1]:79
  • 「據說,曾有一群思想激進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獻議,主張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負責人勸告他們不要提出這種主張,中國當局也不會接受他們的主張。事實上,中國當局所提九七之後的方案,也包括了『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兩大要求。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明文寫在《基本法》之中。」[1]:79-80
  • 「日本和香港有兩個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貿易。只要保持和平,進行自由貿易,日本和香港肯定會『共存共榮』。」[1]:84
  • 「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1]:134

撫今追昔話當年编辑

  • 「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成長的時代。戰爭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難的時代,我看到民眾的苦難,因而就決心從此要與民眾站在一起。」[1]:115
  •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上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大陸上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的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於能將馬列主義教條、無產階級專政、各種各樣恐怖政治運動全部拋諸腦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1]:162-163
    • 對會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的印象,刊《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

從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编辑

  • 「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調不像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有些類似內地的中型城市。不過這種情形很快隨着工商業的繁榮興旺而轉變。」[1]:171
  • 「我們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就因為這裡無疑是自由的地方。」[1]:171
    • 〈香港無寶,自由即寶!〉,《明報》社評
  • 「所謂『言論的自由』,即人民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政府不能對此橫加干涉或予以懲罰。」[1]:178
  •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論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約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權利時,不能妨礙旁人的自由。」[1]:179
  • 「『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間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實,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間,除了親情之外,也混有友情。」[1]:186-187

酒逢知己千杯少——論中日的友情觀编辑

  • 「中國人結交朋友,很重視『知己』的觀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長時期的結交。《史記》中說:『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如果互相意見不投合,即使從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頭髮,仍如新相識的陌生人一樣;如果意見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車來隨便談談,也可以成為老朋友,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1]:213

談香港的明天、佛法與人生编辑

  • 「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目眩,重視的是商品的擁有和消費價值,卻不重視精神的價值。與以前相比,我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卻未必一定會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內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須這樣重視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將商品或物質作為追求目標的話,由於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望無窮,就會演變為爭奪、掠奪、鬥爭、戰爭,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為了迴避這㮔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如果人類的精神和人格漸趨崇高,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否定掠奪行為,這難道不就是產生恆久和平的根源嗎?」[1]:224
  • 「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壞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壞的欲望』。東方哲學的精髓就包含跨越這種『惡欲』。」[1]:225
  • 「人生於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滿足,人要求傳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1]:243
  • 「我曾有過努力賺錢的階段,然而也曾覺悟到,一個人在世幾十年,最後終究要死,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十年的光陰,如果全部花在以一萬、兩萬、十萬、八萬元的金錢為目標,心靈中充滿了貪婪、空虛、疑慮、寂寞、挫敗、恐懼、憂愁、失落、嗔恨、煩惱,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1]:243-244
  • 「生活於斯之人,將整個生活集中於商業活動,原為情理之常,只不過在努力經營賺錢之餘,想一想人生的意義,時間也決不會是白花的。中國傳統的處世之道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發點可以說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個人能克制欲望,能夠知足,能夠適可而止,做事不太過份,就不會受到羞辱,不會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則,終究對己對人都大有好處。如果雖然少賺了一萬兩萬元的金錢,卻多賺了內心的平安喜樂以及別人對你的尊敬與愛心,內心的電腦一按,恐怕還是大大佔了便宜吧?」[1]:244

漫談世界名著编辑

  • 「閑談至此,不禁想到戰爭的可怖、和平的可貴。」[1]:247
  • 「現在回想起當初,誰都會為國而不惜捐軀吧!當時,我們滿懷敵意仇恨,恨不得殺了所有的敵人,其實,對敵國全部人民都懷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視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戰爭的罪過主要是由發動戰爭的那些當權者、政客、大軍人所犯下的。」[1]:248
  • 「戰爭有『侵略戰爭』與『衛國戰爭』的分別,為了保衛國家人民,那是正義而必要的戰爭,侵略戰爭則不是。」[1]:249
  • 「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經濟發展。經濟和生產是社會變化的根本,這個原則我是十分信服的,確是馬克思天才的重要理論。不過也有人不同意他說得這樣百分之百的確定。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就曾在《自由與組織》一書中,以輕鬆的例子提出異議。他說,馬克思關於歷史的理論是過於確定了。事實上,當兩個巨大的力量互相對立而相持不下之時,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變歷史。歷史不能說是必然的,其中充滿了偶然的因素。」[1]:254
  • 「如果說歷史發展純粹由於物質而忽視人的作用,那是機械唯物論,這也是辯證唯物主義所反對的。中國理論界曾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辯論,結論是兩者互相作用而推動,不可缺少其一。」[1]:256
  • 「中國有一句老話:『英雄見慣亦尋常。』」[1]:257
  • 「『因』是原因,『緣』是條件,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存布,必定有其原因與條件。」[1]:258
  • 「人之『一念』所以會產生,與物質條件、時代潮流、眾人生活等等有關,這就是『因緣』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1]:258
  • 「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學院派文學評論家與瞧不起大眾的作家成為文壇風氣的法官。」[1]:285
  • 「文學可使人生變得豐富多彩,佛教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兩者都在探究人生。」[1]:286
  • 「我相信在人間社會中,善與惡是複雜交錯在一起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誰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壞人。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佔的比例較少而已。」[1]:287-288
  • 「普遍而言,正邪、好惡難以立判,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複雜,命運確是千變萬化的。」[1]:288

中國古典小說的典範——《三國演義》、《水滸傳编辑

  • 「『造反有理』,要看造反的對象是誰。對暴虐的奴隸主、封建統治者、外族侵略者、帝國主義者造反,當然是有理的,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就不能對之造反了,只能要求改進,使得革命秩序更加鞏固穩定。永無止歇的造反,變成無政府主義,那就無理。」[1]:449
  • 「向封建帝皇、貪官污吏投降沒有好結果。無論如何必須抗爭到底,萬萬不能投降。」[1]:450
  • 歷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對歷史確實深有興趣。」[1]:464

〈馬援見漢光武〉编辑

  • 馬援年輕時家裡很窮,常對朋友們説:『大丈夫的志氣應是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老當益壯』的成語就是他創出來的。)後來他在西北經營遊牧,發了財,嘆息説:『凡是經營產業,重要的是在能救濟別人,否則不過是守錢虜罷了!』(『守錢虜』或『守財奴』的名字由此出。)」[5]:10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公孫述大擺儀仗,神氣十足的赴會,對馬援的禮貌十分周到,完全當他是最尊敬的貴客看待,禮畢之後就留他做官,要封他為侯爵,請他做大元帥。馬援的隨從們見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願意留下,馬援卻開導他們説:『天下群雄正爭鬥得十分激烈,公孫述聽到人才來到,不匆匆忙忙出來迎接,反而大搞一套無謂的禮節,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會長久給這位仁兄用的。』於是告辭回去,對隗囂説:『公孫述不過是井底之蛙罷了(『井底之蛙』典故出此),不如專心靠攏洛陽。」[5]:11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馬援行禮之後説道:『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也要擇君。我和公孫述是同鄉,年輕時很要好。我到四川時,公孫述卻在殿旁排列了執㦸的衛隊才命我進去。我這次遠來,陛下怎麼知道我不是刺客壞人,為什麼這樣隨便?』劉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過是説客罷了。』馬援見這位皇帝既隨和,又有幽默感,心中欽定之至,道:『現在天下大亂,稱王稱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見你這樣恢廓大度,就像漢高祖一樣,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廓大度』這四字成語,就是這樣出來的。)」[5]:11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參見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池田大作、金庸.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香港: 明河社. 1998. ISBN 962-8129-20-1. 
  2. 2.0 2.1 金庸. 《天龍八部(修訂本)》. 香港: 明河社. 1978. 
  3. 3.0 3.1 3.2 金庸. 《笑傲江湖(修訂本)》. 香港: 明河社. 1980. 
  4. 讀書心得:《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七月號
  5. 5.0 5.1 5.2 金庸. 《金庸散文》. 香港: 明河社. 2007. ISBN 978-962-8982-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