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池田大作认为，金庸赋予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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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倚天屠龙记》

• “殷素素抱着张无忌，低声说道：‘无忌，娘是骗他的，你看娘骗人的本事多大，记住！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记住哦。’”
•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天龙八部》

• “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 〈后记〉，1978年10月
• “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
  • 〈后记〉，1978年10月

《笑傲江湖》

• 林平之阴森森的道：“正是。这辟邪剑谱的第一道法诀，便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
  • 〈三十五 复仇〉
•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 〈后记〉，1980年5月
•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 〈后记〉，1980年5月

《鹿鼎记》

• “我费尽了九虎二牛之力……还要加上那些羊啊猪啊什么的。”

读书

• 我的读书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我读书没有心得，就如呼吸饮食之没有心得，那是极大的享受。古人称笔为“不可一日无此君”，在我心中，“不可一日无此君”者，书也。

赞倪匡

• “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潘耀明 访问,罗旭　整理．“我写的不是科幻小说！”──专访倪匡[J] 明报月刊，2019，2000-11-20(7)．https://mingpaomonthly.com/article/details/專題%EF%BC%8E特輯%2F2019-07%2F1590997520651%2F特輯：「我寫的不是科幻小說！」──專訪倪匡（潘耀明%E3%80%80訪問、羅%E3%80%80旭%E3%80%80整理）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人生何处不相逢

• “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恶之后，我绝不对不合理的压迫低头屈服！”
  • 池田大作问道：“那些压迫（“敌”者汹汹，从左从右而来）很激烈吧！”
•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不曾识面早相知

•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们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李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H.G. Wells（威尔士）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纲》）。”

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

• “（人）能树立崇高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遍的榜样，以至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那是不朽的精神价值。”
  • 在创价大学演讲，1996年4月
• “未来的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 “幸运得很，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
• “其实重要的预见也并不多。我在文革开始不太久之后，就推断将来毛泽东一定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测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的题目是〈不知往哪儿躲〉，说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当年中国对越南交战，我曾预测中国占领中国占领若干土地、对越南当局给予教训后必定撤退，对于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都有大胆预测，结果幸而言中。对于香港的前途，我比较重要的一个推测（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明报》社评中发表），是中国当局会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事实是，中国政府的确于一九八二年宣布，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
• “预测香港的前途并不太难，因为主要的根据是中国领导当局的决策，而决策的内容与各种因素并无机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 “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
• “‘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
• “他（彭定康）完全不了解，马列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民意’，全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例如报纸、电视、电台、广播、杂志、政治领袖、政论家、文人、花钱买来的广告等等）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意见，所以不足重视。”
• “人心动荡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错。至于‘九七之后必定混乱’，那就不见得会是事实。‘九七’还没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测。我是凭着对香港的充分了解，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
• “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时我在大学里是学法律的，对国际法相当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万读者、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苦乐忧喜我不能不深切关怀。何况其他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会上众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名誉、地位、财富、事业的，参加这委员会纯綷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
• “我和他（萧蔚云）有时有不同意见，可以坦率的讨论或辩论。有一次在许多香港记者面前，我们对于中国内地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作了相当激烈的辩论。他很客气地表示让步，我心中感激，自责态度不好。从此之后，我们二人结成了好友。关于我的小说在内地的版权问题，萧教授曾介绍他做律师的学生协助处理。”

中日关系与环太平洋文明

• “与现实状况不相称的、欠缺灵活性的思想就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教条曾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
• “香港居民的意愿也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过香港居民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现有的法律与法治制度，否则的话，港式繁荣与港式稳定不能保持。对于‘长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在数十年内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变’这两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论是参与统治的上层人士，企业家与厂商，或专业人士、中产阶级，或小市民、职工、工人、小贩，或青年、学生、家庭主妇，政治上的极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会，从未提出过异议。所以，香港居民中压倒多数的意愿是一致的，只有人数殊不道的极少数持不同意见。”
• “据说，曾有一群思想激进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献议，主张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政府负责人劝告他们不要提出这种主张，中国当局也不会接受他们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当局所提九七之后的方案，也包括了‘繁荣稳定，自由法治’这两大要求。中国当局明确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些承诺，明文写在《基本法》之中。”
• “日本和香港有两个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贸易。只要保持和平，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香港肯定会‘共存共荣’。”
• “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

抚今追昔话当年

• “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成长的时代。战争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难的时代，我看到民众的苦难，因而就决心从此要与民众站在一起。”
•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大陆上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的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各种各样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幸福而自由。”
  • 对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印象，刊《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从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纪

• “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 “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
  • 〈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明报》社评
• “所谓‘言论的自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
•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
• “‘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之极的宝贵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实，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间，除了亲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酒逢知己千杯少——论中日的友情观

• “中国人结交朋友，很重视‘知己’的观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长时期的结交。《史记》中说：‘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如果互相意见不投合，即使从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头发，仍如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如果意见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车来随便谈谈，也可以成为老朋友，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谈香港的明天、佛法与人生

• “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须这样重视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质作为追求目标的话，由于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就会演变为争夺、掠夺、斗争、战争，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吧！为了回避这㮔大灾难，就要发展、创造精神和人格的价值，对之日益重视，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如果人类的精神和人格渐趋崇高，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否定掠夺行为，这难道不就是产生恒久和平的根源吗？”
• “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坏的欲望’。东方哲学的精髓就包含跨越这种‘恶欲’。”
•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
• “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 “生活于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决不会是白花的。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己对人都大有好处。如果虽然少赚了一万两万元的金钱，却多赚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以及别人对你的尊敬与爱心，内心的电脑一按，恐怕还是大大占了便宜吧？”

漫谈世界名著

• “闲谈至此，不禁想到战争的可怖、和平的可贵。”
• “现在回想起当初，谁都会为国而不惜捐躯吧！当时，我们满怀敌意仇恨，恨不得杀了所有的敌人，其实，对敌国全部人民都怀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视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战争的罪过主要是由发动战争的那些当权者、政客、大军人所犯下的。”
• “战争有‘侵略战争’与‘卫国战争’的分别，为了保卫国家人民，那是正义而必要的战争，侵略战争则不是。”
•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经济发展。经济和生产是社会变化的根本，这个原则我是十分信服的，确是马克思天才的重要理论。不过也有人不同意他说得这样百分之百的确定。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就曾在《自由与组织》一书中，以轻松的例子提出异议。他说，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理论是过于确定了。事实上，当两个巨大的力量互相对立而相持不下之时，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变历史。历史不能说是必然的，其中充满了偶然的因素。”
• “如果说历史发展纯粹由于物质而忽视人的作用，那是机械唯物论，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反对的。中国理论界曾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辩论，结论是两者互相作用而推动，不可缺少其一。”
• “中国有一句老话：‘英雄见惯亦寻常。’”
• “‘因’是原因，‘缘’是条件，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存布，必定有其原因与条件。”
• “人之‘一念’所以会产生，与物质条件、时代潮流、众人生活等等有关，这就是‘因缘’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
•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学院派文学评论家与瞧不起大众的作家成为文坛风气的法官。”
• “文学可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佛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两者都在探究人生。”
• “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
• “普遍而言，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复杂，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

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三国演义》、《水浒传》

• “‘造反有理’，要看造反的对象是谁。对暴虐的奴隶主、封建统治者、外族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造反，当然是有理的，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就不能对之造反了，只能要求改进，使得革命秩序更加巩固稳定。永无止歇的造反，变成无政府主义，那就无理。”
• “向封建帝皇、贪官污吏投降没有好结果。无论如何必须抗争到底，万万不能投降。”
• “历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对历史确实深有兴趣。”

〈马援见汉光武〉

• “马援年轻时家里很穷，常对朋友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当益壮’的成语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他在西北经营游牧，发了财，叹息说：‘凡是经营产业，重要的是在能救济别人，否则不过是守钱虏罢了！’（‘守钱虏’或‘守财奴’的名字由此出。）”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公孙述大摆仪仗，神气十足的赴会，对马援的礼貌十分周到，完全当他是最尊敬的贵客看待，礼毕之后就留他做官，要封他为侯爵，请他做大元帅。马援的随从们见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愿意留下，马援却开导他们说：‘天下群雄正争斗得十分激烈，公孙述听到人才来到，不匆匆忙忙出来迎接，反而大搞一套无谓的礼节，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长久给这位仁兄用的。’于是告辞回去，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井底之蛙’典故出此），不如专心靠拢洛阳。”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马援行礼之后说道：‘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也要择君。我和公孙述是同乡，年轻时很要好。我到四川时，公孙述却在殿旁排列了执㦸的卫队才命我进去。我这次远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坏人，为什么这样随便？’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见这位皇帝既随和，又有幽默感，心中钦定之至，道：‘现在天下大乱，称王称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见你这样恢廓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廓大度’这四字成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参见

• 神雕侠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