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中國哲學家、當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牟宗三英语Prof. MOU Tsung San;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193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1949年,牟氏到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东海大学任教。1960年应聘至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香港大学转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任教新亚研究所。其后又任教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因器官衰竭逝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曾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及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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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我们要表明儒家的义理与智慧具有“常道”的性格。儒家,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广扩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说的“家常便饭”;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学说,儒家的学问不可视为一套学说、一套理论,也不是时下一般人所说的某某主义、某某“ism”,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用的方式。凡是理论、学说,都是相对地就著某一特点而说话;局限于某一特点,就不能成为恒常不变的、普遍的道理。儒家的学问更不可视为教条(dogma),西方的宗教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饭”绝不可视为独断的教条。又有一些人讲孔子,常为了显示孔子的伟大,而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科学家、……,把所有的“家”都堆在孔夫子身上。依这种方式来了解孔子,了解圣人,是拿斗富的心理来了解圣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推尊孔子,实际上是糟蹋孔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那么多的专家。凡是拿这种心理来了解孔子,都是不善于体会圣人的生命,不能体会圣人之所以圣人的道理安在。[2]:新版序1-2

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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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庄子逍遥游的‘自由’、齐物论的‘平等’,乃是超越意义的自由、平等,并非政治意义的自由、平等,二者的层次全然不同。当然,在最高的境界讲自由、平等,据此而下,亦不会反对政治上的自由、平等。”[2]:新版序27
  • “学术还是要往前开,还是得顺著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的理想往前开外王。要求开出下一层来,则学术不能只往上讲,还得往下讲。……中国人原是浪漫性格强,欣赏英雄、圣贤,而不欣赏这种商人的事功精神。事功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既不是诗、也不是戏剧,戏剧性不够,也没多大趣味。从哲学来讲,事功精神属于知性的层面,如黑格尔即名之曰散文的知性、或学究的知性。从人生境界来说,事功精神是个中年人的精神,忙于建功立业,名利心重,现实主义的情调强。而我们中国人要现代化,正是自觉地要求这个事功精神,并且得从学术的立场,给予事功精神一个合理的安排、合理的证成。”[2]:新版序28

主位性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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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仰自由是一回事,这是不能干涉的,然而生为中国人,要自觉地去作一个中国人,存在地去作一个中国人,这则属自己抉择的问题,而不是信仰自由的问题。从自己抉择的立场看,我们即应念兹在兹,护持住儒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我个人并不反对基督教,亦不反对信仰自由,然而,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在面临这个问题时,都应该有双重的身份,双重的责任。首先,得了解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个主流是不能放弃的。若是基督教能使你的灵魂得到安宁,当然很好,我也不反对你信仰基督教,但是在这信仰的同时,身为中国的基督徒亦当自觉到自己有双重的责任,虽然是信仰基督教但也不应反对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2]:新版序29-30
  • “事实上,上帝是普世的,基督教却是西方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这怎么能是普世的?上帝当然是普世的,就好比孔子讲道理也不是对著山东人讲,乃是对著全人类讲的。这个分际必得弄清楚,才不愧身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一方面不妨碍信仰自由,另一方面绝不抹煞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有人骂我们是‘本位主义’。然而,这种本位主义有什么不好?每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本位主义的,英国人以英国为本位,美国人以美国为本位,何以独不许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为本位呢?若是这叫本位主义,又怎么能反对呢?”[2]:新版序30

知识份子应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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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要求现代化先得有现代化的头脑,每一个概念各归其自身,每一个概念都有恰当的意义,分际清楚而不混滥,事理明白而不搅和,这就是‘正名’的工作。……通过正名的工作,每一个概念有一定的意义,讲道理的分际一点不乱,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大贞定。假如中国文化还能有贡献于人类,我们即须如此来正视它的自性。再进一步,和西方文化相摩荡,这是个最高的判教的问题。在此,每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双重性,一个是普遍性,一个是特殊性,每一个民族都该如此反省其自身的文化。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但是真理并不是空挂著的,而必须通过生命来表现,通过一个生命来表现,就有特殊性。通过这双重性来进行最高的判教,也可以渐渐地得到一个谐和。”[2]:新版序31

文化的断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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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一个民族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总可以延续下去,无所谓断不断。但这其中也有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尽其作为原则并自己决定方向的责任,则此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算延续下去。不能够作为原则,不能够自定方向,则这文化就只是个材料,而不是形式。因此,一个文化若只有作为材料的身分而不是形式,它就不能算延续下去;若要延续下去,这文化必须能决定自己的原则和方向。原则、方向即代表一个文化作为形式的身分。”[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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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明报》专讯,1995年4月13日
  2. 2.0 2.1 2.2 2.3 2.4 2.5 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 增订新版四刷. 台北市: 台湾学生书局. 1991. 
  3. 牟宗三. 《中国文化的省察》. 初版. 台北市: 联经出版.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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