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中国共产党革命元老

陈云(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原名廖陈云,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人,政治家、经济管理家,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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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编辑

  • 当然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帮助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现在手里掌握的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就会埋怨我们。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公开也这样讲。应该警告我们自己,要防止吃亏。他们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外行,只好让他贪去。……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这一条要特别注意。[1]:92-93
    ——〈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1950年6月6日
  • 农民要求农产品的价格高一点,这一条很难。卖价必须照顾到消费者的接受能力。如广东的香蕉很好,但太贵人家就不买,就会烂掉。此外,还必须照顾到商人有利可图。只要做到这两条,就有了销路。许多农业副产品是很花费劳动的。农民用毛驴子运输,如果算运费,就不得了。农民自己养牲畜,不搞副业也得喂,自己运东西,可以多得一部分收入,就能得到便宜。[1]:94
    ——〈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1950年6月6日
  • 以上说了化肥、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四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经过准备之后,应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可以把我们的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应该看到:我们历史上有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2]:84-85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1957年9月24日
  • 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叶剑英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那就要身体相当好,年纪轻一点的。像基辛格那样,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我是一次也穿不了。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当然,今后还是要画圈圈的,有些文件可以画圈圈。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2]:270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2月24日
  • 全党应该允许书记处或者书记处的某个同志犯错误,准备他们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2]:270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2月24日
  • 还提一条意见:开会不要开死人。今后的会议,一定是会有老年的,比较年轻的,还有四十岁左右的同志参加。有的能上午、下午、晚上三班连续干。我连干不了,我也不赞成比较年轻的干部或者青年干部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2]:270-271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2月24日

讲话 编辑

  • 过去本来困难的行业现在不困难了,有过黄金时代的行业反而困难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并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不加计划、不加管理就会不好。不仅私营工业如此,国营工业亦是如此。尽管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不进行计划,也必然是盲目的。国营工业不是孤立的,我国还有合作社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如果只有国营工业有计划,而不将其他工业计划进去,那末,计划也是空的。只顾国营工业不行,只顾工业也不行。经济是多方面的,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还有商业、财政、金融等等,如只顾工业,不顾其他,也会出毛病。[1]:266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4年12月31日
  • 小商小贩是不可少的。要根据不同情况使他们得到不同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的同志要负责。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将是被动的。小商小贩是独立劳动者,全国大约有近三百万户。如果对资本家安排了,对小商小贩不安排,我们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这些人是否会兴风作浪呢?他们的营业额小,是搞不了鬼的。过去有的地方挤小商小贩,现在要保护,不保护,他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包下来,发工资或发救济费;一条是允许他们继续经营,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厅的同志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会太平,他们会来要饭吃的。国营商业的营业额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还不是财政上的一笔帐?包下来发工资,发救济费,或者给他们一点营业额,让他们独立经营,哪一种办法好呢?看来还是后一种办法好。这条搞不好,每年在人代会上我们都要做检讨。[1]:338-339
    ——〈要使用资方人员〉,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7月21日
  • 最后,我还要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商业工作的若干主要方面总结经验。现在商业工作的转变关头,要改变过去的旧办法,建立一套新办法。没有一套新的办法,就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开始时可能总结得不完整,但不要紧,可以慢慢完整起来。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商业工作,有了许多经验,过去的长处和毛病,都显露出来了,现在进行总结是有条件的。总结的办法,主要是根据我们七年来的经验,同时参考旧商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总结的题目很多,我这里只略举一些重要的:价格政策,市场管理,商业计划,财务管理,劳动工资,政治工作。批发、零售、采购、保管运输也都要分别总结。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区别。各行各业如百货、五金器材、纱布等都要总结。中央部门要总结,各地也要总结。总结出来,不像样也不要紧。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把各地和中央部门总结的经验集中到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提高,就可以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问题应该看成是指挥我们商业方面三百万队伍的“步兵操典”和“战斗条令”。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员不总结经验,就带不好这三百万人的队伍。这项工作“脱销”了,政策就“脱销”了,这比任何商品脱销都严重,都坏。总结经验说难也不难,只要下定决心,留出时间就可以做。我们教育干部主要靠这些材料。当然,人民大学的教材还是需要的。有的同志可能怕写错。写错了,重新总结,更正过来,印象更深刻。不这样做,就应付不了新的局面。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老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这方面是我们的弱点,需要补救。让我再重复一句:总结经验,提高工作。[1]:340-341
    ——〈要使用资方人员〉,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7月21日
  • 同志们或许会说,人为什么这样笨?其实这也难说。在商业部里,年初也吹风说煤多了,甚至说布多了。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今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经济建设上冒了一点,这是难免的,今后也难以保证不重犯,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像看电影那样简单。半年来冒了一下,使我们取得了经验,也有好处。[2]:28-29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现在我们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因此,既要考虑周转快,又要考虑社会的必要储备。[2]:29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集权太多,分权太少。……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我们身上,下面有问题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解决,有什么好处?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2]:31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调整商业系统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像算盘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发扬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在不放弃国家计划和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搞工人委员会有什么不好?……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就是不依靠广大群众和当地党委。商业系统过去的群众工作是做得非常之差的。[2]:31-32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还要说一下对挨骂的看法。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2]:33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有了成绩也不要老讲,一年讲几次就够了。有成绩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商业工作,有六万万人天天看着,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我们一不是当资本家,二不是为当官,而是干革命的。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2]:33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2]:33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我们有了缺点错误,天天批评倒还好些。平时不批评,总有一天会来个大批评。斯大林功劳七分,缺点三分。他在世时,有人不讲他的缺点,一旦批评起来,连像都不挂了,这就不好。[2]:34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
  • 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2]:34
    ——〈做好商业工作〉,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9日[3]
  • 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过去有缺点错误,今后也还难免。……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前进中发生的,是容易纠正的。[2]:50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 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2]:52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 原材料的供应,宽裕时不发生问题,紧张时便必须有分配的顺序。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馀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2]:53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 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了大会和小会,都是开得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一方面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提了意见,另一方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两次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2]:187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2]:187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2]:187-188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2]:188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 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2]:188-189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在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2]:189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2]:189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我看不会吧。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应该越开越大。少奇同志报告中所讲的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不过少数人想挡终究是挡不住的。有的同志说,我还要看一看。应该允许人家看一看。由于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2]:190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 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是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省委也有自己的帐,再往下,地委有地委的帐,县委有县委的帐。大家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2]:190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1962年2月8日

总结 编辑

  • 上级机关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批评下级,也不要随便答应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好事要让下级出面去做,上级不要包揽代替,这样下级便不致感到困难。[1]:155
    ——〈做好工商联工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1951年7月20日

要点 编辑

  • 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2]:46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57年1月9日
  • 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2]:46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57年1月9日
  • 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的,就要差一点。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2]:46-47
    ——〈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57年1月9日
  •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2]:372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1990年1月24日
  • 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2]:376
    ——〈工作要抓实〉,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199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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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保证全国的民食,政府正在进行粮食调运。一方面,从交通不便但有馀粮的地区,用各种方法运出相当数量的公粮到交通线上。同时,从去年收成较好历来又有馀粮出境的省区,在不超过历年出境粮食的限度内,运出若干公粮接济灾区和大城市。[1]:81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4月13日,原载195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 调运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粮价。运费虽大,但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馀劳动力取得了。这样的调运,对全国有必要,对馀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馀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而就地与农民竞卖,则粮价将大跌,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必使工业品成本提高,其结果不仅大城市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馀粮区的农民也必然因粮食贱、工业品贵而受到损失。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馀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1]:81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4月13日,原载195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 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我们很多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今天城市中的粮、盐、煤的供应,实质上是运输问题。现在运输很紧张,应该更有计划。[1]:119
    ——〈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50年11月27日
  • 粮食混乱的后果是什么呢?过去我们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粮食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1]:207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
  • 实行配给以后,黑市的出现是免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够吃,有的人吃不完;南方人要吃大米,北方人要吃面粉。这样就会出现买卖。我们要允许有一个地点作为交易场所,在我们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交易。这并不可怕,比起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没有东西,投机商人在那里搞黑市,要好得多。最大的好处是人心定了,也可以防止粮食向外流,制止城市有人囤积粮食。[1]:215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
  • 要禁止粮商跨行跨业,囤积粮食者要严惩。粮食加工厂,只准加工,不准做粮食买卖。非主粮也由国家经营,步骤可以缓一点。粮食零售店,特别是大城市的零售店,第一个步骤是要使它变成我们的代理店,叫他们给我们代售。他们会不会把粮食压起来待价而沽呢?现在是配售,买粮的人要按时向他们买,所以他们不能压起来。会不会在粮食的质量上搞鬼呢?会搞鬼的,但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让商人搞代理店,还可使城市中不致有许多人失业。[1]:215-216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
  • 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馀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户,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1]:274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发言,1955年7月21日

关于经济 编辑

  •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七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1]: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政部门领导干部财经会议讲话,1949年8月8日
  • 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1]:2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政部门领导干部财经会议讲话,1949年8月8日
  • 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统一使用。[1]:5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政部门领导干部财经会议讲话,1949年8月8日
  • 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1]:9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政部门领导干部财经会议讲话,1949年8月8日
  • 针对工商界的顾虑,我们的对策是: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受困的目的。在不准以公债券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准向国家银行抵押、不准用作投机买卖的规定下,不禁止(也无法禁止)债券持有者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1]:38-39
    ——〈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起草以和薄一波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1949年8月8日
  • 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意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的,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1]:58-59
    ——〈财经旬报二则〉,起草以和薄一波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1950年1月22日、2月1日
  • 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1]:61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1950年2月13日
  • 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我们不应该做后悔的事。其次,比较富裕地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条件好,任务重,再困难也要努力去做。再次,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不这样做,既坏事又害人。各地财经领导同志都不应该打埋伏,不应该以多报少,否则我们的帐便没法子算清楚,在资金使用上便会发生极大的浪费。浪费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对财经工作人员的要求,不应该只是不贪污的问题,那是旧社会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1]:61-62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1950年2月13日
  • 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员,可能犯错误,而且一定会犯错误的。国家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此不熟悉,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克服目前的困难。[1]:62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1950年2月13日
  • 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1]:128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4日
  • 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如果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1]:128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4日
  • 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1]:139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4日
  • 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1]:198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1953年9月14日
  • 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是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我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财政赤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今年可以平安地渡过去。当然,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1]:202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1953年9月14日
  • 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2]:191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我们今后安排农业计划,也必须照着这个意见办。[2]:193-194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2]:194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2]:195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2]:195-196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2]:197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2]:199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馀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2]:201-202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26日
  • 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2]:281-282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2月16日

关于救灾 编辑

  • 我们的方针,力争不饿死人。广东粮食也很缺乏,准备以湘米济粤。此外,国内私商或留港人士愿以自己外汇购粮运回者,一律欢迎。救灾重点放在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民间互助。中财委调度之粮食,将大力组织运输,使其及时到达需粮地点。总之,明年缺粮情况甚严重,必须全力以赴解决之。[1]:43
    ——〈给马寅初的电报〉,起草以和薄一波名义发出,1949年12月17日
  • 我们救济灾民,重点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政府的救济粮食是用在协助灾民进行各种生产上面,而不是只管发放不管生产的单纯救济办法。只要工作做得好,是完全可以协助灾民战胜春荒的。[1]:82-83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4月13日,原载195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 摸着石头过河
    ——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上发言,1950年4月7日

关于银行 编辑

  • 银行存款增多,这很可能是好现象,但由于我们对这一方面历来没有经验,不能不从坏的方面着想,预先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于,物价如有幅度较大的上涨,则存户立即提存。由于银行已将这些存款贷给贸易公司或收兑了美元,为了支付存户提款,就只能大量增加发行,以应急需。因存户提款增加发行,市场抢购物资,其结果,物价又可能发生更大的波动。对此危险,必须预筹对策,力争物价平稳。[1]:84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起草以和薄一波名义发的财经简报,1950年5月5日
  • 依靠我们的收购,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物价跌势,基本上已停止。但今年麦子如果丰收,麦价下跌将难避免。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粗粮、百货,换回麦子。也可少量收买一些麦子,不使麦价过低。估计麦子上市量大,收购力小,因此难于保持麦价不下降。如果国家大量增发钞票,收买麦子,虽然粮食方面的准备是充足的,但钞票大量增多的结果,游资对我们的进攻之点,很可能是纱布而不是粮食。增发钞票后,纱布的准备就相对减少,成为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方面的情况。[1]:87
    ——〈继续稳定金融物价〉,起草以和薄一波名义发的财经简报,1950年5月5日

关于商品 编辑

  • 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1]:88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 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1]:88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 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十二年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也有其他原因,如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1]:88-89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 现在全国统一,分割状态已消除,便出现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从消费来说,现在的生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社会需要。[1]:89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 目前的不正常的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1]:89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 解决目前工商业困难的办法是:一、重点维持生产。……二、开导工业品的销路。分两方面:一是以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于出口的工业品出口。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上述办法,均须与稳定金融的政策相辅而行。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金融稳定对工商界和绝大部分人民是有利的。要用适当方法公告全国,工业生产哪些已过剩,哪些已达饱和点,避免再向这些方面盲目投资。[1]:90-91
    ——〈扭转商品滞销〉,在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所总结的一部分,1950年5月25日

其他 编辑

  • 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4][5]
  • 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6]
  • 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1979年6月1日的谈话[7]
  •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379
    ——〈悼念李先念同志〉,原载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1992年7月21日
  • 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陈云传》

参考文献 编辑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陈云. 《陈云文选》第二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陈云. 《陈云文选》第三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学习陈云同志唯物辩证法思想 坚持调查研究工作方法》
  4. 钟沛璋. 政治文明与新闻立法[J]. 领导文萃,2003(12)
  5. 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大师》访谈. 2011-12-15 [2014-1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8) –通过腾讯. 
  6. 陈云年谱 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381页. 
  7. 《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解密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韩正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李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赵乐际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王沪宁
中央军委主席 张国焘(军事部主任)周恩来(军委书记→军事科科长)杨殷(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军事部部长)项英(中革军委代主席)朱德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