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
中華民國國父
孫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字逸仙,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
名言
編輯- 我只能這樣説:不管革命失敗有多少次,但是我總希望中國的革命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這樣奮鬥[1]:28。
- ——1896年,倫敦蒙難後許多人問孫:「我們看到你,你這位先生的革命事業不知道失敗過多少次了,為甚麼還不喪氣,總是這麼熱心呢?這是甚麼理由呢?」
- 我死了之後,四面都是敵人,你們千萬不要被敵人軟化[1]:63!
- ——在遺囑上簽名後,對在病榻的同志們説,1925年3月11日
-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 ——興中會
-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 ——同盟會
- 「天下為公」
- 「治本於農」
- 事功者一時之榮,志節者萬世之業。
- 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
- 「亡國人世界無位置也。」
- 「建設難而破壞易。」
- 「感化就是宣言。」
- 「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 「凡事有利於人者,未必有害於已。」
- 「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 「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 「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那麼實現任何改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僅僅只是鐵路,或是任何這類歐洲物質文明的應用品的輸入(就算這種輸入真的像那些相信李鴻章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可行的話),只會使得事情越來越壞,因為這就為勒索、詐騙、盜用公款開闢了新的方便的門路。」[2]
- ——孫逸仙《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n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 「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3]:1
- ——抵日本神戶時談話,1895年11月12日
- 這一次革命是國民革命,並不是偉人革命[4]:76。
- ——賴忠誠之精神感人之深,國民革命軍因此而起,1911年
-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5]:1。
- ——〈臨時大總統誓詞〉,1912年1月1日
- 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
-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1912年
- 金錢是比較地不重要的東西[4]:76。
- ——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忠誠」
- 「求學之心思,皆以利權為目的,及目的達到,由是用其智識剝害民權,助桀為虐。是學問反為賊民賊國之根由。」[5]:423
- ——〈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8月30日
- 「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5]:447
- ——〈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9月5日
- 「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6]:195-196
- ——〈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1919年5月20日
- 「今後立國大計,即首在排去專制時代之種種惡習。」[7]:374
- ——出席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懇親會,1913年1月10日
- 「惟我輩既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不特應聚精會神,以去亂根之袁氏,更應計及袁氏倒後,如何對內、如何對外之方策。」[7]:105-106
- ——在逆境中始終百折不撓,1913年
- 「我愛我國,我愛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8]:409
- ——〈在東京對同志的聲言〉,1915年10月25日
-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6]:158-159
-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1917—1919年)
- 「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主義)完全成立。」
- ——《民族主義第一講》
- 「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徹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9]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0]:535
- 《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1923年12月21日)
- 「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中國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語錄
編輯- 「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巵,其數較鴉片為尤甚!」[11]:13
- ——〈上李鴻章書〉,1894年1月
- 「幼時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沒出生在貧農家庭,我或不會關心這個重大問題」[12]:6。
- ——二個叔父孫學成、孫觀成早年均因為貧窮必須遠赴他鄉做工謀生,在孫出生前後因病去世,孫看到清朝績弱不振,受到外國強敵欺侮,增加自己從事反清革命的動機
- 「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長大後事,然革命之最初動機,則予在幼年時代鄉關宿老談話時已起。宿老者誰?太平天國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13]:226
- 「人死了怎麼樣?……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4]:34
- ——曾問母親,母親說:「種種事情都完了!死完結了一切,文。」[4]:34
- 「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14]:7。
- ——回憶首次前赴檀香山
-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國的法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能不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心。金錢是中國的災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正當,也可以用之不正當,不幸在中國官場以金錢充賄賂,以致增加人民負擔。兄長,請你完全告訴我怎麼樣把產業交還給你。」[4]:167-168
- ——回答兄長孫眉,1884年
- 「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必要。」[7]:86
- ——反覆對革命黨人説
- 「我們的最高理想是,藉着《聖經》以及我們所理解的歐美教育作為手段,向我們痛苦的國人傳達一個信息:公正的法律會為他們帶來幸福,文明會為他們帶來歡慰。」[13]:568
- ——倫敦《每日紀事報》刊出〈孫逸仙講述他第一次起事反抗中國皇朝之故事〉,1911年10月14日
-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15]
- ——回憶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肄業
- 「天日之旗,則為漢族共和黨人用之南方起義者十餘年。自乙未年陸皓東身殉此旗後,如黃岡、防城、鎮南河口,最近如民國紀元前二年廣東新軍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廣東城之起義,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華僑,同情於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總認為民國之旗。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著於赤幟,亦為三色。」[16]
- ——《大總統復參議會論國旗函》,1912年2月3日
- 「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
- ——〈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1912年5月7日
- 「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為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凡所謂天數氣運者,皆心理之作用也。」[6]:222
- ——〈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1919年5月20日
- 「我既反對那些熱衷於把省作為地方自治基本單位的人,也反對那些提議將聯邦制的原則應用於各省的人。我全力主張地方自治,但也極力認為,在現在條件下的中國,聯邦制將起離心力的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裂成為許多小的國家,讓無原則的猜忌和敵視來決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17]:103
- ——〈宣佈和平統一英文宣言〉,1922年8月17日
- 「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裏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夠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18]:35-36。
- ——對馬林説
- 「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與現代化)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與現代化)思想乃正從香港而來,從香港此一殖民地而來。(英語原文:「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s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9]:2
-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又名〈革命思想之產生〉),1923年2月19日
- 「……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倣,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上疑議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一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學友諸君乎!諸君與余同受教育於此英國屬地,並在同一之學校,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
-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1923年2月19日
- 「吾粵之所以為全國重者,不在乎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心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勇敢。」[20]
- 「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
- 「講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創用,迨後革命軍佔領鎮南關再用,就由法國報紙傳揚,故世界亦知此為有歷史價值之旗幟。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後,何以反為不用他呢?這是有個緣故。第一就是這面旗很有美術的構造,他的長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較五樣顏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難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剛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點,就乘勢侵進革命黨內,就將國旗改為五色,並且唱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瘋說。當時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為官僚都來贊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並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為國旗系有絕大深意。當滿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員,多是深居簡出,陸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許多儀仗鳴金擊鼓升炮奏樂等事。遇着坐船的時候,如武官官階至提督的,文官官階到巡撫的,他船桅上,便懸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由此說來,五色旗便是滿洲官制的文武官員一品的官旗。民國十三年來沿用不改。無怪這十三年內,民國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可痛心了。當他們改用五色時,我一個月後,才到上海,當時我就提議將旗改換,多數同志,以為此不過一種標志小事,現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堅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來,我們實常依於官僚武人旗幟之下,豈不傷心?」[21]:502
- ——〈體認革命歷史再開新紀元〉,1924年9-10月
演說、文告
編輯- 「往年本總統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於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餘則猶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虜之必無噍類矣。雖然,本總統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今特佈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羣策羣力,實所望於同胞。」[17]:22-23[8]:307-308
- 湖北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刊有用孫名義發佈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佈告全國同胞書,1911年10月31日
-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 大總統誓詞,1912年1月1日
- 「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為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故也。」
- 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9月1日
- 「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原望其開誠佈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之望自是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為引避危疑之交則為襄助雖激昂之士對於袁氏時有責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於當時已將反對袁氏之心宣佈天下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爾時即應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專為私謀倒行不已以致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並發大勢如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顧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以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翹企之至」[7]:圖第28頁
- ——宣言督促袁世凱辭職,1913年7月22日
- 「主誓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盡忠職務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貮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 孫文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7]:圖第29頁。
- ——誓約,1914年7月8日
- 「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仍願以匹夫有責之身,立於個人地位,以盡其扶助民國之天職」[7]:116。
- ——通過《軍政府改組修正案審查報告》後,即向國會辭去大元帥職並發表通電,1918年5月4日
- 「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為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但法從何來?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所以黨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黨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發達,必要有二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至於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22]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說到政治,便要講國家。國家的責任是設立政府,為人民謀幸福。政府這個東西,近來各國學者有的說是可以保護人民,代謀幸福,主張是應該有的。有的說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權太大,應該把他減少,減少至於零便主張不應該有,而成無政府。這項學說在俄國頂發達,因為他們從前的專制政府過於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張無政府。究竟政府在人類中是有沒有用呢?在座諸君是主張改良人類來救國家的,自然不說政府是無用的。人民在國家之內,國家根基所以能穩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進步,互相團結,拱衛國家。人民的文明進步在人民的自身本來可以做得到,不過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輔助的工夫,進步得更快。所以我們要社會的文明很高,人類進步得很快,政府不是無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有進步,便進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進步得很慢,便沒有進步。」[10]:318
-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吾黨與他(鮑羅廷)等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他等氣魄厚,學問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學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黨的訓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10]:437-438
- ——〈在廣州大本營國民黨員的演說〉,1923年11月25日
- 「諸君學美國,切不可像從前的美國留學生,只要自己變成美國人,不管國家;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因為國家的大事,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做成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如果只要自己學成美國人,便心滿意足,不管國家是怎樣,我們走到外國,他們還是笑我們是卑劣的中國人呀。因為專就個人而論,中國人面黃,美國人面白,無論諸君怎麼學法,我們的面怎麼樣可以變顏色呢?諸君又再有什麼方法去學呢?我們要好,須要全國的人大眾都好,只要把國家變成富強,是世界上的頭等國,那麼,我們面色雖然是黃的,走到外國,自己承認是中國人,還不失為頭等國民的尊榮。」
- ——〈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1923年12月21日
- 「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
- ——〈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 「中國革命遲遲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使革命與民眾力量相結合,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主旨。」[23]:142
- ——在黃埔軍校開學禮演說,1924年6月16日
-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之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於各省。……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23]:147
- ——發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1924年9月18日
-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族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卻使中國永為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7]:162。
-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
題詞、紀念
編輯- 「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24]
- ——贈汝為同志題詞
- 「聞吾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
- ——序,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7]:90
- ——回憶黃花崗起義
- 「人生有死,死有重輕,死以為國,身毀名榮。漠漠沙場,烈骨所暴,嶄嶄新國,烈士所造。」[5]:242
- ——《祭武漢死義諸烈士文》(1912年3月17日)
-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君挺身赴義遂戰死鳴呼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殞滅而志不朽矣」[7]:圖第14頁。
- ——謹撰並書〈山田良政君碑〉,1913年2月27日
-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25]
- ——從浙江觀潮返上海後題詞,1916年9月15日
- 「光明之為人類所愛也,實為有生俱來之本能之發動,不假教導而能者也。……今日之人類,不但須愛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須愛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種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趨向,而凡舊社會之迷妄偏執,一一須以此光明照臨破除之。」
- ——1920年1月為《大光報》年刊題詞
- 「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慶齡賢妻。」[8]:418
- ——贈宋慶齡題詞,1922年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4]:13(8月19日之每日名言)
- ——在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上題詞,1923年10月10日
- 「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21]:755-756
- 致書蔣介石,1920年10月29日
-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殆為實錄,亦直其犖犖大者,其詳乃未遽更僕數。余非有取於其溢詞,僅冀掬誠與國人相見而已。」
- 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1922年10月10日
- 「何謂太平洋問題?即世界之海權問題也。海權之競爭,由地中海而移於大西洋,今後則由大西洋而移於太平洋矣。……惟今後之太平洋問題,則實關於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中華國家之運命者也。蓋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國也;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耳;誰握此門戶,則有此堂奧、有此寶藏也。」
- ——序,姚伯麟《戰後太平洋問題》,1919年9月[26]
書信、談話
編輯- 「遠觀歷代,橫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他〈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返(反)此。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11]:2
- ——《致鄭藻如書》(1890年)
- 「余以人民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17]:777
- 在日本與宮崎寅藏談論其革命宗旨與方法,1897年
- 「人或云共和體制不適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俗政(清)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尊敬長所以判區直,置鄉兵所以御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余固信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之來締吾黨之道,欲以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東亞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唯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即為得之。」[27]:149
- 在日本與宮崎寅藏談論其革命宗旨與方法,1897年
- 「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復興,將是全人類的福音。」[11]:319
- ——《致魯賽爾函》(1906年11月8日)
- 「一個新的、開明而進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舊政府。當這一目標實現以後,中國將不僅能使自己擺脫困境,而且還有可能解救其他國家,維護其獨立和領土完整。在中國人中間,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大不乏人,我們相信,他們必能承擔組織一個新政府的重任,為了把舊的中國君主政權改變為共和政體,思慮精到的計劃早已制訂出來了。」[28]
- 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 「人民群眾已經為迎接一個新型政權作好準備。他們希望改變政治和社會處境,以擺脫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狀況。國家正處於緊張狀態,恰似一座乾燥樹木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燒起來。人民已為驅除韃虜作好準備,一旦革命勢力在華南取得立足點,他們就會聞風響應。……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28]
-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 「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以外,還必須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後,應該注意考察政治。」[29]
-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住宅與李宗黃談話,1918年7月
- 「一般人讀書不認真還不要緊,我們革命黨人卻千萬不可不認真。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一家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只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責,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30]:79—80
- 《與鄒魯的談話》(1919年6月)
- 「我給你一個山區,一個最荒涼的沒有被現代文明所教化的縣。那兒住着苗族人。他們比我們的城裏人更能接受共產主義,因為在城裏,現代文明使城裏人成了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你們就在這個縣組織蘇維埃政權吧,如果你們的經驗是成功的,那麼我一定在全國實行這個制度。」[31]:264[8]:448
- ——對共產國際派到廣州之達林說,1922年4月27日
-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此候籌祺。孫文。」[32]:48-49
- ——長信致蔣介石,1922年11月24日
-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此覆。再:明日果有罷市之事,則必當火速將黃埔所有械彈運韶,再圖辦法。如無罷市,則先運我貨前來,商械當必照所定條件分交各戶可也。若兄煩於保管,可運至兵工廠或河南行營暫存俱可。即候毅安
孫文十月九日」[13]:693-694[7]:156-157。
- ——寫信給蔣介石,1924年10月9日
- 「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這些年輕人身上,而且,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介乎這日、俄兩大之間,你們很難應付。」[33]:317
- ——對張學良説,1925年
- 「……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總是遺憾。希望你們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成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34]:251。
- ——在遺囑上簽名,稍休後説幾句話勉勵各同志,1925年3月11日
- 「正如上帝曾派遣耶穌到人間,同樣地,衪把我派遣到這個世上來。」[19]:434
- ——臨終時對孔祥熙說,1925年3月
- 「我他無所懼,唯恐同志受內外勢力的壓迫,屈服與投降耳。」[35]
- 臨終前與諸同志談話,1925年3月11日
三民主義
編輯-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17]:256
- 同盟會《民報》第一號發刊詞,1905年11月26日,東京
- 「中華民國的國家與前清的國家不同,共和國體與專制國體不同。中華民國的國家是吾四萬萬同胞的國家,前清的國家是滿洲一人的國家;共和國體榮辱是吾同胞榮辱,專制政體榮辱是君主一個人的榮辱。」[5]:476
- ——《在山西實業界學界及各黨派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9月20日)
-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所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製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
- 《民權初步》
- 「兄弟底三民主義,是集合中外底學說,應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國前總統林肯底主義,也有與兄弟底三民主義符合底地方,其原文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這話苦沒有適當底譯文,兄弟把他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權』、『民生』主義。」[30]:475-476
- ——〈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年3月6日
- 「民族即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即民治也,從前之天下,在專制時代,則以官僚武人治之,本總理則謂人人皆應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故余極主張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則天下之利權,自當為天下人人所共享。」
- 〈黨員須宣傳革命主義〉,在梧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1921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間
- 「何謂三民主義呢?簡單的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的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項主義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主權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一國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這三項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包括起來。」
- 1923年對廣州國民黨員的演說
-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 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歌詞,中華民國國歌歌詞)
- 「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1924年3月16日)
- 「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1924年8月10日)
- 「更行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的平等; 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諸君要詳細研究。」[36]:31
-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1924年4月4日
民族主義
編輯- 「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 《中國革命史》
- 「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底表徵。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
- 〈三民主義大旨〉,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成立會的演說,1921年3月6日
-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1924年3月2日)
- 「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
- 民族主義第六講
- 「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37]
- ——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1924年11月28日
- 「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彼歐美學者於埃及、巴比倫之文字,國亡種滅,久不適於用者,猶不憚搜求破碎,復其舊觀,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資今人學問故耳。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6]:179—180
-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1917—1919年)
- 「乃天不棄此優秀眾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推覆異族之專制,光復祖宗之故業,又能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
- ——《民權初步》序
民權主義
編輯- 「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麼東西之上呢?簡而言之,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之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
-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三講》(1924年)
- 「政黨均以國利民福為前提,政黨彼此相待應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有進步。吾國帝皇亦有聖明之主,而吾國政治無進步者,獨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黨之必有兩黨或數黨互相監督,互相扶助,而後政治方有進步。故政黨者雖意見之不同、行為之不同,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5]:408
- ——《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1912年8月25日)
- 「共和之所以異於專制者,專制乃少數人專理一國之政體,共和則國民均有維持國政之義務。」[5]:478
- ——《在石家莊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9月21日)
- 「黨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發達,兩黨互相進退。得國民贊成多數者為在位黨,起而掌握政治之權;國民贊成少數者為在野黨,居於監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適當與否。凡一黨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監督舉動,可以隨時指明。……蓋一黨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38]:35
- ——《在東京留日三團體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3月1日)
- 「至於黨爭亦非不美之事,既有黨不能無爭。但黨爭須在政見上爭,不可在意見上爭。爭出於正當,可以福民利國;爭而出於不正當,則遺禍不窮。兩黨之爭,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對奕,旁觀者分為兩組,按照着棋一定之規則,各相照護,不用詭謀以求自己之勝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對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敗,敗而出於正當,則勝者因十分滿足,敗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觀照護之人,初助此方,繼助彼方,即未為不可。只須用正當之方法,不用詭謀。政黨亦然,他黨之宗旨與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贊成他黨,一心護持本黨,求本黨之勝利。其求勝利之方法,須依一定之法則,不用奸謀詭計,是之謂黨德。如但求本黨之勝利,不惜用卑劣行為,不正當手段,讒害異黨,以弱本黨之敵,此種政黨,絕無黨德。無黨德之政黨,聲譽必墮地以盡,國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長久存在呢?」[38]:37
- ——《在東京留日三團體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3月1日)
- 「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38]:45
- ——《在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3月13日)
- 「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38]:64
- ——《民國月刊》出世辭(1913年5月20日)
- 「自治者民國之礎也,礎堅而國固,國固則子子孫孫同享福利。」[38]:330
- ——《在滬舉辦茶話會上的演說》(1916年7月17日)
- 「我們要國事和黨事分開辦。國事無論怎麼樣,這總是要辦的。」[22]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39]
-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39]
-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幹涉。」[39]
-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民國是和帝國不同的: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帝國是家天下,民國是公天下。」[40]:58
- ——《在廣州商團及警察聯歡會的演說》(1924年1月14日)
-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沒有進步,人類便退化。」
- ——民權主義第三講
民生主義
編輯-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11]:297
-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間)
- 「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圖工商業的發達,一面是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41]
- 《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1919年6月
- 「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社會改造本導於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其說民主、尊民生之議論,見之於二程語絲。僅民族主義,我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鑒於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40]:532
- 〈與日人某君的談話〉,1924年2月
- 「民生是一種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階級的鬥爭。它既是實際的,也是理想的。……我應該說,民生遠比其他二大主義更重視我們的倫理傳統;在中國人信仰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後,應藉自己人格的覺醒,作為一個有益於人類幸福的媒介;此一自覺,將使他變成愛群樂群的君子。在這個對世界具有價值的自覺感中,利己主義遂為利他主義所替代。……讓我再強調說,民生便是一種倫理力,是運用倫理的方式,使各階級合作和諧,而絕不是各階級互相仇視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義中,尤其是民生主義中這種仇視的態度是絕對要不得的。我們必須記住,民生之繼續發皇,端賴拋棄一切仇視,取消一切誇張,丟開一切偏見,避免令人不能透氣的階級區分。每個人應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並徹底瞭解個人的問題,惟有先解決大眾的問題,然後才能得到圓滿解決。」[42]
- 林百克法官與孫逸仙談話(Judge Linebarger,Conversation with Sun Yet-sen)
- 「實現社會革命可能是很困難的,但革命成為事實的時候是迫近了。我們並不想揣測革命的實現會對國家帶來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險。」[43]
- ——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1912年4月1日
-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試以鐵道論之,苟全國之鐵道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5]:338
-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的演說》(1912年4月16日)
- 「中國利用自己的原料與自己的勞力,製造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的日子很快即會到來。……中國不能永久購買那些本國易於製造的物品,那樣做是極其不合理的。中國遲早是要自己製造自己需要的東西,你們的產品將不再能夠在中國與中國的國貨競爭。因之,你們只有開始在中國與中國合作設廠,否則遲早都要被驅出中國市場。」[30]:247—249
- ——《中國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 「像美洲等國,可謂民權發達,怎麼還有革命的事發生呢?只為人民的生活太難,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22]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現在,仍然有人對民生主義不了解,認為解決民生,並不是當前最迫切的要求,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革命,目的是在推翻帝王專制,建立自由平等繁榮富強的民國。如果不解決民生問題,不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怎能達到繁榮富強呢?現在滿清政府已經倒了,軍閥的勢力也正在逐步的肅清,我們今後就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然後才能進行建設[1]:53-54。
- ——在廣東和朋友談自己的主張,1921年
- 「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
- ——《民生主義第三講》
關於革命
編輯革命理論
編輯- 「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仆曾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人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煙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注於冊;甚至兩鄰械鬥,為所欲為;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反唇相稽曰:『此種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雲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之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軼然,然何得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11]:235—236
- ——《駁保皇報書》,1904年1月
- 「當今之世,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但與清政府談改革,無異於與虎謀皮。因此,必須發動民主革命,推翻這個昏庸腐朽的政府,為改革政治創造條件。」[44]:27-28
- ——《與楊度的談話》,1905年7月下旬
- 「若單說立憲,此時全國的大權都落在人家手裏,我們要立憲,也是要從人家手裏奪來。與其能奪來成立憲國,又何必不奪來成共和國呢? 」
- ——1905年8月13日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演說
- 「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為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曾菲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淨,從最上之改革着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11]:283
-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1905年8月13日)
-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11]:329
- ——《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1906年12月2日)
- 「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躋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11]:557-558
- ——《我的回憶》(1911年11月中旬)
- 「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聖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辭也!」
- ——1912年在三藩市麗蟬戲院的演說
- 「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況令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童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壓者也。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
- 《能知必能行》
- 「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治,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我不信有這話,我認為說這話的人還沒有明白『權能』兩字的意義。」[45]
- 《逐件來解釋民眾間對國民會議的懷疑》(二)《開國民會議與人民知識程度無干》,時間不詳
- 「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
- 《在北京五族共和合進會與西北協進會的演說》,1912年9月3日。[5]:439
革命精神
編輯-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17]:357
- 〈中國革命史〉
- 「喚起民眾導之以奮鬥,實現革命繼之以努力。」
- 對中國國民黨同志共勉,1920年1月1日
- 「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艷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為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21]:301
- 〈軍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1921年12月10日
- 「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拼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為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為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圖之!」[21]:302
- 〈軍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1921年12月10日
- 「本大總統的性質,生平是愛革命,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革命的性質。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非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要把全中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46]
- 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 「我們要革命的緣故,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拼死命去打破他們。」[46]
- 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 「為甚麼十二年來,人民都以為禍亂是革命產生出來的?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因為有這種心理,所以樣樣敷衍茍安,枝枝節節,不求一徹底痛快的解決,要曉得這樣是不行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麼?民意大多數卻承認是這樣的。若以大多數人解決問題,那只好從他們的希望實行復辟了。我們有時到鄉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們說:『現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國決不能太平。』要是中國統計學發達,將真正民意綜起來分析一下,一定復辟的人佔三萬萬九千萬多。我們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為在那時,多數人要詈我們亂臣賊子,是叛賊,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你們要實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處處遷就民意,甚至於民意相反,也是勢所不恤的。學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是指導社會的,若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苟且從俗,隨波逐流,那就無貴乎有學生了。」[47]
- 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1923年8月15日
- 「世界上的學問,是少數人發明的,古今中外,多數人總是不知不覺的。但是世界進化,都是不知不覺做成的。近二百年來科學發達,才逐漸的將幾千年的不知不覺,加上新的有知有覺。不知不覺是天然的進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覺是人為的進化,是非自然的。前者進化慢,而後者進化快。以進化快者補進化慢者,這是我們的責任。」[10]:114
- 《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1923年8月15日)
- 「我們的勝敗是常事。去年失敗,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敗,明年可以成功;一年兩年失敗,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類的覺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有了這種大力,便無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塊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在中途的時候,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象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一樣,一經發動,繼沒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提倡革命,當中失敗總不下二十次,但每失敗一次,勢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廣州來革命,諸君如果問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覆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奮鬥,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成功是人民的事,於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便可以成功;少數人數贊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為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功與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40]:63—64
- 《在廣州商團和警察聯歡會的演說》(1924年1月14日)
-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
- 《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1924年3月9日)
革命方略
編輯- 「要知道過去革命所以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我們現在做革命能夠成功,以後黨內的一舉一動,就要領袖來指導,由全體黨員去服從。至於那一個人來做領袖,這是沒有關係的。假使你黃先生願意當領袖,我們就可以在誓約內寫明『服從黃先生』,我個人當然也填誓約來服從你的。如果你不願意當領袖,就由我來當領袖,那末你就應該服從我。至於誓約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決不是含侮辱的意思。」[31]:220-221
- 〈與黃興的談話〉,1914年春
- 「黨員之於一黨,非如國民之於政府,動輒可爭平等自由,設一黨中人人爭平等自由,則舉世當無有能自存之黨。蓋黨員之於一黨,猶官吏之於國家,官吏為國家之公僕,必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絕對服從國家,以為人民謀自由平等。惟黨亦然,凡人投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於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
- 《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1914年6月15日)
- 「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30]:55
- 《與邵元沖的談話》(1919年5月20日)
- 「我肯定可以利用蘇聯體制最佳的特點,同時放棄其邪惡的一面。」[48]
- 「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群。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奮鬥更是重要。」[9]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革命不能徒託空言,須杖兵力。」[36]:33
- 《在廣州石圍塘檢閱滇均的演說》(1924年4月4日)
- 「革命的青年國民為中國唯一之希望,當在本黨旗幟之下為中國之主權、為青年國民之利益,為全體國民之利益而奮鬥。為本黨之前鋒,當干青年之事業。」[36]:59
- 《致全國學農工商通電》(1924年4月12日)
- 「如果沒有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36]:292
- 《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1924年6月16日)
- 「須知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着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49]
-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9日
- 「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9]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10]:282
-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所以大家此時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方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36]:558
-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演說〉,對講習所學員發出警告,無法在中國發動階級鬥爭,反之應該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為訴求,1924年8月21日
- 黨員「應由所在地之最高黨部直接組織,並指揮之」、「不得假借名義,自由行動」[40]:618。
- ——署名公告〈關於實行黨紀的命令〉,提醒黨員遵守黨紀,1924年3月18日
遺言
編輯- 「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你是東北人,你們介乎日、俄紅白這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你們很難應付,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責任就更重。」
- 1925年,孫中山在病榻前對張學良說,指出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50]
- 「和平,奮鬥,救中國。」[51]
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1.2 《孫中山》. 教育出版社. ISBN 962-12-0553-0.
- ↑ 譯自《雙周論壇》新編號第61卷第363期(倫敦1897年3月1日英文版)
- ↑ 馮自由. 〈革命二字之由來〉. 《革命逸史》初集. 重印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 ↑ 4.0 4.1 4.2 4.3 4.4 4.5 [美]林白克. 《孫逸仙傳記》, 二十世紀中國叢書, 徐植仁譯.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9-7-3.
- ↑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孫中山全集》第2卷
- ↑ 6.0 6.1 6.2 6.3 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張磊、張蘋. 《孫中山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 8.0 8.1 8.2 8.3 黃宇和. 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 中華書局(香港). 2015. ISBN 978-988-8301-67-8.
- ↑ 9.0 9.1 9.2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據黃昌谷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2月
- ↑ 10.0 10.1 10.2 10.3 10.4 《孫中山全集》第8卷
-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 ↑ 宮崎寅藏 著、陳鵬仁 譯. 《宮崎滔天論孫中山黃興》. 台北: 正中書局. 1977.
- ↑ 13.0 13.1 13.2 黃宇和. 《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 台北市: 聯經出版. 2016. ISBN 978-957-08-4828-1.
- ↑ 吳倫霓霞等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 ↑ 孫文. 第八章〈有志竟成〉. 《孫文學說——知難行易(心理建設)》.
- ↑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6號
- ↑ 17.0 17.1 17.2 17.3 17.4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近代中國出版社,1979年,台北,第二冊
- ↑ 楊奎松. 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 53.
- ↑ 19.0 19.1 黃宇和. 《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 中華書局(香港). 2011. ISBN 978-988-8104-67-3.
- ↑ 黃樹森編:《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甚麼》,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 ↑ 21.0 21.1 21.2 21.3 《國父全集》第三冊
- ↑ 22.0 22.1 22.2 〈民九修改黨章之說明〉,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 ↑ 23.0 23.1 編審陳佳榮、呂振基,作者譚松壽、羅國潤、黃家樑、陳志華. 《中國歷史3》(中學三年級適用). 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 2013. ISBN 978-962-11-1257-6.
- ↑ 國父墨寶與家書- 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網.
- ↑ 《孫中山題詞遺墨彙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武昌,第37頁
- ↑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九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593。
- ↑ 菊池秀明著、廖怡錚譯.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 初版. 新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7.
- ↑ 28.0 28.1 孫中山:《我的回憶》,刊孫中山著、葉匡政編:《孫中山非常言:論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4月,第73頁
- ↑ 李宗黃:《總理的訓示》,刊重慶《掃蕩報》,1945年5月5日
- ↑ 30.0 30.1 30.2 30.3 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 31.0 31.1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 李敖、汪榮祖. 《蔣介石評傳》(上).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12.
- ↑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 《張學良口述歷史》. 初版. 台北: 遠流出版. 2009-03-01.
- ↑ 劉中和編著. 《國父傳》. 中華偉人傳記叢書. 台北: 益群書店. 1984. ISBN 9575520858
- ↑ 據何香凝1925年4月13日追悼孫中山時說,刊《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1日《上海全埠黨員追悼孫總理》
- ↑ 36.0 36.1 36.2 36.3 36.4 《孫中山全集》第10卷
- ↑ 〈大亞洲主義〉,據《過日言論》,轉載自[1]
- ↑ 38.0 38.1 38.2 38.3 38.4 《孫中山全集》第3卷
- ↑ 39.0 39.1 39.2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據黃昌榖編:《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
- ↑ 40.0 40.1 40.2 40.3 《孫中山全集》第9卷
- ↑ 戴季陶:《訪孫先生的談話》,刊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6月22日副刊《星期評論》
- ↑ 羅剛. 《中華民國國父實錄》第5卷. 1988年. 台北: 正中書局: 3461.
- ↑ 《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據北京《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1日
- ↑ 郝盛潮.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208017627.
- ↑ 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倫回憶孫中山談話之筆記,刊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2月1日
- ↑ 46.0 46.1 人鶴(陳群)記:《孫總統對桂林學界之演說》,刊《民國日報》第三版,上海:民國日報社,1922年2月6、7日
- ↑ 〈在全國學生評議會之演說〉,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 ↑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1934) pp.267-268.
- ↑ 〈訓政之解釋〉,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 ↑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第42頁,ISBN:9787801668431。
- ↑ 塗柏鏗. 【史海鉤沉】從北平和談到跟風台獨 國民黨的分裂與質變. 香港01. 2020-02-14 [2020-03-19] (中文(香港)).
- ↑ 姚金果《解密檔案中的孫中山》第396頁,2011年東方出版社
外部連結
編輯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孫文 |
參見
編輯中華民國國家元首 | |
---|---|
軍政府鄂軍都督 | 黎元洪 |
臨時大總統 | 孫中山→袁世凱 |
北洋政府大總統 | 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 |
國民政府主席 | 譚延闓→蔣中正→林森→蔣中正 |
中華民國總統 | 蔣中正→李宗仁代→蔣中正「復行視事」→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