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

中華民國國父和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字逸仙,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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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為公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名言编辑

  •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興中會
  •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同盟會
  • 「以天下為己任。」
  • 「天下為公」[1]
  • 「治本於農」
  • 「逆天者必受殃,害人者終害已。」
  • 「夫事功在百世,而權位不過一時。」
  • 「亡國人世界無位置也。」
  • 「建設難而破壞易。」
  • 「感化就是宣言。」
  • 「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 「凡事有利於人者,未必有害於已。」
  • 「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 「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算这种输入真的像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只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2]
    • 孙逸仙《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n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 「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3]:1
    • 抵日本神户时谈话,1895年11月12日
  • 「這一次革命是國民革命,並不是偉人革命。」[4]
    • 1911年谈辛亥革命
  •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5]:1
    • 〈臨時大總統誓詞〉,1912年1月1日
  • 「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
    •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1912年
  • 「金錢是比較地不重要的東西。」[4]:76
    • 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忠誠」
  • 「求學之心思,皆以利權為目的,及目的達到,由是用其智識剝害民權,助桀為虐。是學問反為賊民賊國之根由。」[5]:423
    • 〈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8月30日
  • 「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5]:447
    • 〈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的演說〉,1912年9月5日
  • 「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6]:195-196
    • 〈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1919年5月20日
  • 「今後立國大計,即首在排去專制時代之種種惡習。」[7]:374
    ——出席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懇親會,1913年1月10日
  • 「惟我輩既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7]:105-106
    ——在逆境中始終百折不撓,1913年
  • 「我愛我國,我愛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8]:409
    ——〈在東京對同志的聲言〉,1915年10月25日
  •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6]:158-159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 「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主义)完全成立。」
    ——《民族主义第一讲》
  • 「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9]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0]:535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23年12月21日)
  • 「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中國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語錄编辑

 
以天下為己任。
 
凡事有利於人者,未必有害於已。
  • 「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巵,其數較鴉片為尤甚!」[11]:13
    ——〈上李鴻章書〉,1894年1月
  • 「幼時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沒出生在貧農家庭,我或不會關心這個重大問題」[12]:6
  • 「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長大後事,然革命之最初動機,則予在幼年時代鄉關宿老談話時已起。宿老者誰?太平天國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13]:226
  • 「人死了怎麼樣?……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4]:34
    ——曾問母親,母親說:「種種事情都完了!死完結了一切,文。」[4]:34
  • 「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14]:7
    ——回憶首次前赴檀香山
  •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國的法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能不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心。金錢是中國的災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正當,也可以用之不正當,不幸在中國官場以金錢充賄賂,以致增加人民負擔。兄長,請你完全告訴我怎麼樣把產業交還給你。」[4]:167-168
    ——回答兄長孫眉,1884年
  • 「我們的最高理想是,藉著《聖經》以及我們所理解的歐美教育作為手段,向我們痛苦的國人傳達一個信息:公正的法律會為他們帶來幸福,文明會為他們帶來歡慰。」[13]:568
    ——倫敦《每日紀事報》刊出〈孫逸仙講述他第一次起事反抗中國皇朝之故事〉,1911年10月14日
  •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15]
    ——回憶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肄業
  • 「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16]
    ——《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2月3日
  • 「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
    ——〈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1912年5月7日
  • 「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為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凡所謂天數氣運者,皆心理之作用也。」[6]:222
    ——〈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1919年5月20日
  • 「我既反对那些热衷于把省作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人,也反对那些提议将联邦制的原则应用于各省的人。我全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也极力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帮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17]:103
    ——〈宣布和平統一英文宣言〉,1922年8月17日
  • 「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與現代化)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與現代化)思想乃正從香港而來,從香港此一殖民地而來。(英語原文:“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s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8]:2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又名〈革命思想之產生〉),1923年2月19日
  • 「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復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1923年2月19日
  • 「吾粵之所以為全國重者,不在乎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心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勇敢。」[19]
  • 「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
  • 「講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創用,迨后革命軍占領鎮南關再用,就由法國報紙傳揚,故世界亦知此為有歷史價值之旗幟。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后,何以反為不用他呢?這是有個緣故。第一就是這面旗很有美術的構造,他的長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較五樣顏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難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剛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點,就乘勢侵進革命黨內,就將國旗改為五色,并且唱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瘋說。當時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為官僚都來贊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并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為國旗系有絕大深意。當滿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員,多是深居簡出,陸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許多儀仗鳴金擊鼓升炮奏樂等事。遇著坐船的時候,如武官官階至提督的,文官官階到巡撫的,他船桅上,便懸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由此說來,五色旗便是滿洲官制的文武官員一品的官旗。民國十三年來沿用不改。無怪這十三年內,民國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可痛心了。當他們改用五色時,我一個月后,才到上海,當時我就提議將旗改換,多數同志,以為此不過一種標志小事,現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堅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來,我們實常依于官僚武人旗幟之下,豈不傷心?」[20]:502
    ——〈體認革命歷史再開新紀元〉,1924年9-10月

演說、文告编辑

 
我們採取了三種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 「往年本總統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於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餘則猶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决滿虜之必無噍類矣。雖然,本總統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羣策羣力,實所望於同胞。」[17]:22-23[8]:307-308
    • 湖北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刊有用孫名義發布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布告全國同胞書,1911年10月31日
  •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 大總統誓詞,1912年1月1日
  • 「盖专制国通例,国愈强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国则反之,在共和国度中,其国民利益之增减,视国家之强弱为正比例。国家强盛,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国家衰弱,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减少,盖共和国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故也。」
    • 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
  • 「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原望其開誠布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之望自是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為引避危疑之交則為襄助雖激昂之士對於袁氏時有責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於當時已將反對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爾時即應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專為私謀倒行不已以致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並發大勢如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顧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以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翹企之至」[7]:圖第28頁
    ——宣言督促袁世凱辭職,1913年7月22日
  • 「主誓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盡忠職務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貮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 孫文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7]:圖第29頁
    ——誓約,1914年7月8日
  • 「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仍願以匹夫有責之身,立於個人地位,以盡其扶助民國之天職」[7]:116
    ——通過《軍政府改組修正案審查報告》後,即向國會辭去大元帥職並發表通電,1918年5月4日
  • 「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為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但法從何來?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所以黨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黨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發達,必要有二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至於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21]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说到政治,便要讲国家。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政府这个东西,近来各国学者有的说是可以保护人民,代谋幸福,主张是应该有的。有的说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权太大,应该把他减少,减少至于零便主张不应该有,而成无政府。这项学说在俄国顶发达,因为他们从前的专制政府过于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张无政府。究竟政府在人类中是有没有用呢?在座诸君是主张改良人类来救国家的,自然不说政府是无用的。人民在国家之内,国家根基所以能稳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进步,互相团结,拱卫国家。人民的文明进步在人民的自身本来可以做得到,不过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辅助的工夫,进步得更快。所以我们要社会的文明很高,人类进步得很快,政府不是无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有进步,便进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进步得很慢,便没有进步。」[10]:318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吾黨與他(鮑羅廷)等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他等氣魄厚,學問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學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黨的訓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10]:437-438
    ——〈在廣州大本營國民黨員的演說〉,1923年11月25日
  • 「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
    ——〈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 「中國革命遲遲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使革命與民眾力量相結合,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主旨。」[22]:142
    ——在黃埔軍校開學禮演說,1924年6月16日
  •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之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於各省。……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國家也。」[22]:147
    ——發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1924年9月18日
  •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族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卻使中國永為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7]:162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

題詞、纪念编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 「聞吾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
    ——序,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7]:90
    ——回憶黃花崗起義
  • 「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5]:242
    ——《祭武汉死义诸烈士文》(1912年3月17日)
  •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君挺身赴義遂戰死鳴呼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殞滅而志不朽矣」[7]:圖第14頁
    ——謹撰並書〈山田良政君碑〉,1913年2月27日
  •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23]
    ——從浙江觀潮返上海後題詞,1916年9月15日
  • 「光明之为人类所爱也,实为有生俱来之本能之发动,不假教导而能者也。……今日之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妄偏执,一一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
    ——1920年1月为《大光报》年刊题词
  • 「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慶齡賢妻。」[8]:418
    ——贈宋慶齡題詞,1922年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4]:138月19日之每日名言
    ——在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上題詞,1923年10月10日
  • 「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20]:755-756
  • 「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茲紀殆為實錄,亦直其犖犖大者,其詳乃未遽更僕數。余非有取於其溢詞,僅冀掬誠與國人相見而已。」
    • 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1922年10月10日

书信、談話编辑

  •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11]:2
    ——《致郑藻如书》(1890年)
  • 「余以人民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17]:777
    • 在日本與宮崎寅藏談論其革命宗旨與方法,1897年
  • 「人或云共和體制不適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俗政(清)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尊敬長所以判區直,置鄉兵所以御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余固信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之來締吾黨之道,欲以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東亞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唯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即為得之。」[24]:149
    • 在日本與宮崎寅藏談論其革命宗旨與方法,1897年
  • 「一個新的、開明而進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舊政府。當這一目標實現以後,中國將不僅能使自己擺脫困境,而且還有可能解救其他國家,維護其獨立和領土完整。在中國人中間,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大不乏人,我們相信,他們必能承擔組織一個新政府的重任,為了把舊的中國君主政權改變為共和政體,思慮精到的計劃早已制訂出來了。」[25]
    • 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 「人民群眾已經為迎接一個新型政權作好準備。他們希望改變政治和社會處境,以擺脫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狀況。國家正處於緊張狀態,恰似一座乾燥樹木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燒起來。人民已為驅除韃虜作好準備,一旦革命勢力在華南取得立足點,他們就會聞風響應。……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25]
    •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談話,1911年11月
  • 「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以外,還必須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後,應該注意考察政治。」[26]
    •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住宅與李宗黃談話,1918年7月
  • 「一般人读书不认真还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27]:79—80
    • 《与邹鲁的谈话》(1919年6月)
  • 「我給你一個山區,一個最荒涼的沒有被現代文明所教化的縣。那兒住着苗族人。他們比我們的城裡人更能接受共產主義,因為在城裡,現代文明使城裡人成了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你們就在這個縣組織蘇維埃政權吧,如果你們的經驗是成功的,那麼我一定在全國實行這個制度。」[28]:264[8]:448
    ——對共產國際派到廣州之達林說,1922年4月27日
  •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此覆。再:明日果有罷市之事,則必當火速將黃埔所有械彈運韶,再圖辦法。如無罷市,則先運我貨前來,商械當必照所定條件分交各戶可也。若兄煩於保管,可運至兵工廠或河南行營暫存俱可。即候毅安

孫文十月九日」[13]:693-694[7]:156-157

  • ——寫信給蔣介石,1924年10月9日
  • 「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這些年輕人身上,而且,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介乎這日、俄兩大之間,你們很難應付。」[29]:317
    ——對張學良説,1925年
  • 「……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總是遺憾。希望你們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成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30]:251
    ——在遺囑上簽名,稍休後説幾句話勉勵各同志,1925年3月11日
  • 「正如上帝曾派遣耶穌到人間,同樣地,衪把我派遣到這個世上來。」[18]:434
    ——臨終時對孔祥熙說,1925年3月
  • 「我他無所懼,唯恐同志受內外勢力的壓迫,屈服與投降耳。」[31]
    • 臨終前與諸同志談話,1925年3月11日

三民主義编辑

  •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17]:256
    • 同盟會《民報》第一號發刊詞,1905年11月26日,東京
  • 「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洲一人的国家;共和国体荣辱是吾同胞荣辱,专制政体荣辱是君主一个人的荣辱。」[5]:476
    ——《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0日)
  •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所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
    • 《民权初步》
  • 「兄弟底三民主義,是集合中外底學說,應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國前總統林肯底主義,也有與兄弟底三民主義符合底地方,其原文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這話苦沒有適當底譯文,兄弟把他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權』、『民生』主義。」[27]:475-476
    ——〈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年3月6日
  • 「民族即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利权,自当为天下人人所共享。」
    •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间
  • 「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
    • 1923年对广州国民党员的演说
  •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 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歌詞,中華民國國歌歌詞)
  • 「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
  • 「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
  • 「更行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的平等; 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諸君要詳細研究。」[32]:31
    •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1924年4月4日

民族主義编辑

  • 「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 《中国革命史》
  • “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 〈三民主义大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1921年3月6日
  •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
  • “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
    • 民族主义第六讲
  • 「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33]
    ——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1924年11月28日
  • 「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6]:179—180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
    ——《民权初步》序

民权主義编辑

  • 「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什么东西之上呢?简而言之,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之上。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发起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1924年)
  • 「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5]:408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 「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5]:478
    ——《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1日)
  • 「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举动,可以随时指明。……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34]:35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对奕,旁观者分为两组,按照着棋一定之规则,各相照护,不用诡谋以求自己之胜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对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败,败而出于正当,则胜者因十分满足,败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观照护之人,初助此方,继助彼方,即未为不可。只须用正当之方法,不用诡谋。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34]:37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 「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34]:45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
  • 「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34]:64
    ——《民国月刊》出世辞(1913年5月20日)
  • 「自治者民国之础也,础坚而国固,国固则子子孙孙同享福利。」[34]:330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年7月17日)
  • 「我們要國事和黨事分開辦。國事無論怎麼樣,這總是要辦的。」[21]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35]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35]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幹涉。」[35]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1923年10月21日
  • 「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36]:58
    ——《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没有进步,人类便退化。」
    ——民权主义第三讲

民生主義编辑

  •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11]:297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
  • 「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圖工商業的發達,一面是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37]
    • 《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1919年6月
  • 「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社會改造本導於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其說民主、尊民生之議論,見之於二程語絲。僅民族主義,我輩於孟子得一暗示,復鑒於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36]:532
    • 〈與日人某君的談話〉,1924年2月
  • 「民生是一種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階級的鬥爭。它既是實際的,也是理想的。……我應該說,民生遠比其他二大主義更重視我們的倫理傳統;在中國人信仰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後,應藉自己人格的覺醒,作為一個有益於人類幸福的媒介;此一自覺,將使他變成愛群樂群的君子。在這個對世界具有價值的自覺感中,利己主義遂為利他主義所替代。……讓我再強調說,民生便是一種倫理力,是運用倫理的方式,使各階級合作和諧,而絕不是各階級互相仇視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義中,尤其是民生主義中這種仇視的態度是絕對要不得的。我們必須記住,民生之繼續發皇,端賴拋棄一切仇視,取消一切誇張,丟開一切偏見,避免令人不能透氣的階級區分。每個人應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並徹底瞭解個人的問題,惟有先解決大眾的問題,然後才能得到圓滿解決。」[38]
    • 林百克法官與孫逸仙談話(Judge Linebarger,Conversation with Sun Yet-sen)
  • 「實現社會革命可能是很困難的,但革命成為事實的時候是迫近了。我們並不想揣測革命的實現會對國家帶來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險。」[39]
    ——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1912年4月1日
  •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5]:338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1912年4月16日)
  • 「中国利用自己的原料与自己的劳力,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的日子很快即会到来。……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27]:247—249
    ——《中国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 「像美洲等國,可謂民權發達,怎麼還有革命的事發生呢?只為人民的生活太難,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21]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4日
  • 「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
    ——《民生主义第三讲》

關於革命编辑

革命理论编辑

  • 「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烟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轶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11]:235—236
    ——《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
  •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
    ——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 「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11]:283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
  •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1]:329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
  •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11]:319
    ——《致鲁赛尔函》(1906年11月8日)
  • 「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11]:557-558
    ——《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
  • 「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1912年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
  • 「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况令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运,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 《能知必能行》
  • 「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治,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我不信有這話,我認為說這話的人還沒有明白『權能』兩字的意義。」[40]
    • 《逐件來解釋民眾間對國民會議的懷疑》(二)《開國民會議與人民知識程度無干》,時間不詳

革命精神编辑

  •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17]:357
    • 〈中國革命史〉
  • 「喚起民眾導之以奮鬥,實現革命繼之以努力。」
    • 對中國國民黨同志共勉,1920年1月1日
  • 「夫汤武革命,孔子且艳称之,彼不过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则为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见、后不再来之神圣事业。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见,后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羡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于此时者!」[20]:301
    • 〈軍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 「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惟诸君图之!」[20]:302
    • 〈軍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 「本大總統的性質,生平是愛革命,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革命的性質。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非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要把全中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41]
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 「我們要革命的緣故,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拼死命去打破他們。」[41]
    • 在桂林學界迎會的演說,1922年1月22日
  • 「為甚麼十二年來,人民都以為禍亂是革命產生出來的?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因為有這種心理,所以樣樣敷衍茍安,枝枝節節,不求一徹底痛快的解決,要曉得這樣是不行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麼?民意大多數却承認是這樣的。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詈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42]
    • 在廣州全國學生評議會的演說,1923年8月15日
  • 「世界上的学问,是少数人发明的,古今中外,多数人总是不知不觉的。但是世界进化,都是不知不觉做成的。近二百年来科学发达,才逐渐的将几千年的不知不觉,加上新的有知有觉。不知不觉是天然的进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觉是人为的进化,是非自然的。前者进化慢,而后者进化快。以进化快者补进化慢者,这是我们的责任。」[10]:114
    •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象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继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以成功;少数人数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36]:63—64
    •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革命方略编辑

  • 「要知道過去革命所以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我們現在做革命能夠成功,以後黨內的一舉一動,就要領袖來指導,由全體黨員去服從。至於那一個人來做領袖,這是沒有關係的。假使你黃先生願意當領袖,我們就可以在誓約內寫明『服從黃先生』,我個人當然也填誓約來服從你的。如果你不願意當領袖,就由我來當領袖,那末你就應該服從我。至於誓約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決不是含侮辱的意思。」[28]:220-221
    • 〈與黃興的談話〉,1914年春
  • 「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27]:55
    • 《与邵元冲的谈话》(1919年5月20日)
  • 「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
  • 「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
  • 「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群。要消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奮鬥更是重要。」[9]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革命不能徒托空言,须杖兵力。」[32]:33
《在广州石围塘检阅滇均的演说》(1924年4月4日)
  • 「革命的青年国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当在本党旗帜之下为中国之主权、为青年国民之利益,为全体国民之利益而奋斗。为本党之前锋,当干青年之事业。」[32]:59
《致全国学农工商通电》(1924年4月12日)
  • 「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32]:292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
  • 「須知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着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43]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說,1920年11月9日
  • 「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9]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演說,1923年10月15日
  •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10]:282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 「所以大家此時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方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32]:558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演說〉,對講習所學員發出警告,無法在中國發動階級鬥爭,反之應該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為訴求,1924年8月21日
  • 黨員「應由所在地之最高黨部直接組織,並指揮之」、「不得假借名義,自由行動」[36]:618
    ——署名公告〈關於實行黨紀的命令〉,提醒黨員遵守黨紀,1924年3月18日

遺言编辑

  • 「和平,奮鬥,救中國。」[44]
  • “朋友乎?仇敌乎?”
    • 邓泽如透露,孙临终前喃喃自语,表示苏联不可靠[45]

参考文献编辑

  1. 出自禮記
  2. 译自《双周论坛》新编号第61卷第363期(伦敦1897年3月1日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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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0 4.1 4.2 4.3 4.4 4.5 [美]林白克. 《孫逸仙傳記》, 二十世紀中國叢書, 徐植仁譯.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9-7-3. 
  5.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孙中山全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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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訓政之解釋〉,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44. 塗柏鏗. 【史海鉤沉】從北平和談到跟風台獨 國民黨的分裂與質變. 香港01. 2020-02-14 [2020-03-19] (中文(香港)). 
  45.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第396页,2011年东方出版社

外部链接编辑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

参见编辑

中華民國國家元首
軍政府鄂軍都督 黎元洪
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袁世凱
北洋政府大總統 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
國民政府主席 譚延闓蒋中正林森蒋中正
中華民國總統   蔣中正李宗仁蒋中正“复行视事”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