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

双边关系

中苏关系是指苏联存在期间的中俄关系的一部分。

中苏两国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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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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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中國人民願意像俄國人民一樣獲得自由,願意擺脫協約國在凡爾賽給中國人民所安排的命運,不成為第二個朝鮮或第二個印度,那就請中國人民瞭解,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蘇維埃建議中國人民通過自己的政府立即與我們建立正式關係,並派遣自己的代表與我軍會晤。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
  • 我們相信,為了兩國人民的共同幸福,俄國和中國人民之間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俄國和中國人民的敵人極力阻礙我們兩國的友好和接近,他們明白,我們兩大民族的友誼和互助將使中國強盛,以致任何外國人都不能再像現在那樣奴役和掠奪中國和中國人民。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宣言》(1920年9月27日)

苏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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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孙文时期,中共创建初期,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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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 全世界中惟有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国民,愿中国日趋强盛,能以卫护其利益与主权。惟有俄国愿“病夫”健康恢复,挺然起力而已。
    ——《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對報界的聲明》(1923年9月4日)
  • 陳獨秀受蘇俄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自知其共產黨人少力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佩孚,日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為社會主義實行家,無恥之言為國人所共聞。至今年三月京漢工潮發生,吳佩孚殘殺工人之慘劇出現,陳獨秀利用吳佩孚之假面具乃遭揭破,因此轉而利用我黨益急,人寇亦益深。故此回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人之力,慫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
    ——孙中山批復鄧澤如等十一人上書》(1923年12月3日)
  • 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條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之原則,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兩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定等項。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
  • 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孙中山致蘇俄遺書》(1925年3月11日)

斯大林、蒋中正掌权初期,第一次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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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
    ——蒋介石《蒋为俄事再发宣言》(1929年8月18日)[1]
  • 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日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陈独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
  • 必须坚决提出“武装保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变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排斥一切隐晦或减低这些口号的企图和倾向(例如有些同志居然想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保护苏联”的口号等)。
    ——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團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反对进攻苏联》(1929年)

毛泽东初步掌握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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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蘇維埃政權宣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與他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是他的鞏固的聯盟者。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7条(1934年1月)
  • 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
    ——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2]

中华民国迁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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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艺术家伊万诺夫所作《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 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1条(1949年9月29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具有決心以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亟願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親善邦交與友誼的鞏固是與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
    ——《中蘇兩國關於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的公告》(1950年2月14日)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就其自日本投降後對中國之關係而言,實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簽訂之友好同盟條約。
    ——《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五〇五》(1952年2月1日)
  • 苏联此种背信违约之举,已使中国及中国人民受有严重之损害与不堪言状之痛苦。 由于苏联不顾其在中苏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继续对中国进行侵夺、敌对之行动,意图完全剥夺中国人民为一自由独立民族之权利。
    ——叶公超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声明》(1953年2月25日)

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中苏论战和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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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苏)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
    ——《毛泽东赫鲁晓夫会谈公报》(1958年8月3日)[3]:381-382
  •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援助。苏联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我们建设的一百六十六个重大建设项目,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苏联建国以来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制订和实现经济建设计划的一项重要的依据。
    ——周恩来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1日)
  • 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4]:11
  • 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纽约时报》(1959年7月22日)[4]:12
  •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
  •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 不须放屁!试看天渊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5]
  •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疯狂地煽动反华,妄图破坏中苏两国人民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是徒劳的。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心连心,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具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决不甘受苏修叛徒集团的压迫和奴役,他们一定会起来造反,进行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新沙皇!
    ——《苏修胆敢来侵犯 坚决把它消灭掉》(1969年3月8日)
  • 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今天,苏修叛徒集团拚命煽动反华,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那是痴心妄想。苏联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揭穿苏修所谓“保卫祖国”的骗局》(1969年5月25日)
  •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干尽了反华勾当,对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中苏友谊!
    ——《苏修是中苏人民的共同敌人》(1969年5月28日)

毛泽东、赫鲁晓夫逝世后关系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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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中蘇兩國領導人認為就中蘇兩國關系問題交換意見是有益的。雙方一致認為,中蘇兩國高級會晤標志著中蘇兩國國家關系正常化。這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有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中蘇聯合公報》(1989年5月18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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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陈独秀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凤凰网. 2007-07-13. 
  2.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人民数据库.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毛澤東傳(第三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4. 4.0 4.1 阎明复; 朱瑞真. 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百年潮. 2007, (8). 
  5. 念奴娇·鸟儿问答.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09-14.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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