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是卡爾·馬克思在1850年寫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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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語錄

一　1848年的六月失敗

• 在路易－菲力浦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是法國資產階級，而只是這個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銀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與他們相勾結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他們盤踞王位，他們在議會中強訂法律，他們分配各種俸祿優厚的官職，從內閣大臣起至官立菸草店止。
  真正工業資產階級是正式反對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說，它的代表在議會中只占少數。金融貴族的專制愈是發展成為純粹的專制，而工業資產階級本身又愈是以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義被殘酷鎮壓後，自己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已經鞏固了，則它的反對態度也就愈堅決。盧昂的工廠主格朗丹在制憲國民議會和立法國民議會中是最狂熱擁護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在眾議院中卻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對者。

• 所有各個階層的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民階級，都完全被排斥於政權之外。最後，置身於正式反對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處在pays　légal〔選舉權享有者的範圍〕之外的有上述諸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和維護者，即它們的學者、律師、醫生等等，——簡言之，就是它們的那些所謂「天才人物」。

• 財政困難使七月王朝一開始就依賴資產階級上層，而它對資產階級上層的依賴又經常使財政困難日益加劇起來。當沒有恢復預算平衡，沒有恢復國家收支平衡的時候，是不能使國家行政服從於國民生產利益的。然而，若不縮減國家支出，即若不損害現存統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變稅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稅負加到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復這種平衡呢？
  國家負債倒是直接符合於資產階級中通過議會來統治和立法的那個集團的利益。國家財政赤字，正是他們投機的對象和他們致富的主要泉源。每過4年或5年就有新的公債。而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金融貴族獲得新的良好機會去盤剝經常被人為地保持在瀕於破產狀態的國家，因為國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條件向銀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他們獲得新的機會，通過交易所活動來掠奪一般投資於公債券的大眾，而這種交易所活動的訣竅，是政府和議會多數派議員所通曉的。一般說來，銀行家和他們在議會中和王座上的同謀者由於利用國家信用的不穩定狀態和掌握國家的秘密，才有可能製造公債券市價的突然急劇的波動，這種波動每次都要使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傾家蕩產，使大投機者難以置信地暴富起來。

• 七月王朝不過是剝削法國國民財富的股份公司；這個公司的紅利是在內閣大臣、議會、24萬選民和他們的隨從之間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這個公司的經理——坐在王位上的羅伯爾·馬凱爾。這個制度經常不斷地威脅和損害商業、工業、農業、航業以及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這個資產階級在七月事變時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價政府。
  既然金融貴族頒布法律，指揮國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組織的社會勢力，而且藉助於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報刊來操縱社會輿論，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上至宮廷，下至café　borgne〔最低級的妓館〕，到處都是一樣賣淫，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巧騙他人財產來發財致富；尤其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濫橫流，甚至和資產階級法律都步步牴觸，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是要在這種形式之中去尋求開心的用場，於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同歸一流。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財致富的方式來說，或就其享樂情形來說，都只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

• 在二月街壘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按其構成成分必然是分享勝利果實的各個不同黨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這些階級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們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臨時政府中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最後，拉馬丁在臨時政府中本來是不代表任何現實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階級的；他體現了二月革命本身，體現了這次總起義及其幻想、詩意、臆想的內容和辭句。可是，這個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觀點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的。

• 以普選權為基礎的共和國一宣告成立，那些驅使資產階級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動機也就無人記起了。不是資產階級中的少數個別集團，而是法國社會中所有各個階級，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權中來，被迫離開包廂、正廳和樓廳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種角色！君主立憲制被推翻後，國家不受資產階級社會支配的這種假象就歸於消失，因而由此種假象所引起的許多派生性的衝突也一併消失了！
  無產階級既強迫臨時政府，並通過臨時政府強迫全法國實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個獨立政黨的姿態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時它卻招致了整個資產階級的法國來和它作鬥爭。它所獲得的只是為本身革命解放作鬥爭的基地，而並不是這種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國首先應該是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成為更加全面的統治：由於成立這個共和國，一切有產階級都跟金融貴族同等獲得了參加政權的機會。共和國使大多數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統主義者擺脫了七月王朝使他們陷進去的那種政治地位低微的狀態。……普選權已把法國的命運交歸那些占法國人民絕大多數的名義上的所有主即農民掌握。最後，二月共和國打碎了資本隱藏於其後的王座，因而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已公開地顯露出來了。

• 正如在七月事變中工人爭得了資產階級君主國一樣，在二月事變中工人又爭得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七月君主國不得不宣布自己為設置有共和機構的君主國一樣，二月共和國也不得不宣布自己為設置有社會機構的共和國。巴黎的無產階級把這個讓步也爭到手了。

• 工人與資產階級協力進行了二月革命；現在工人企圖在資產階級身邊捍衛自己的利益，——須知他們確實把一位工人安插在臨時政府裡面坐到了資產階級多數派旁邊哩。組織勞動！但是僱傭勞動本身已是用資產階級方式組織勞動。沒有僱傭勞動，就沒有資本；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專門的勞動部！但是，難道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資產階級的勞動部嗎？設在這些部近旁的無產階級勞動部，只能是一個虛弱無能的部，只能是一個僅有善良願望的部，只能是一個盧森堡委員會。正如工人們相信能在與資產階級並存的情況下解放自己，同樣，他們也以為能夠在與其他資產階級國家並存的情況下在法國國內完成無產階級革命。

• 當一個身為社會革命利益匯集中心的階級起來鬥爭的時候，它就會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動的內容和材料：它消滅敵人，採取適合鬥爭需要的辦法，而它自己行動的後果就推動它繼續前進。它並不從理論上研究本身的任務。而法國工人階級不是處於這樣的地位的，它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
  一般說來，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是受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所制約的。只有在工業資產階級統治下，它才能獲得廣大的全國規模的存在地位，這種存在地位能夠把它的革命提高為全國規模的革命；只有在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它才能創造出現代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同時又是它所能用以達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除掉封建社會的物質根蒂，並且為無產階級革命鋪平它唯一能藉以實現的地基。法國的工業是整個大陸上最發達的工業，而法國的資產階級是整個大陸上最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二月革命難道不是直接反對金融貴族的嗎？這一事實證明工業資產階級還沒有在法國占居統治。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在現代工業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財產關係的地方才有可能實現；而工業又只有在它已奪得世界市場的時候才能達到這樣強大的地步，因為國家的境界是不能滿足其發展需要的。……在革命進程還沒有把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國民大眾即農民和小資產者發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制度，反對資本統治以前，在革命進程還沒有迫使他們承認無產階級是自己的先鋒隊而靠攏它以前，法國的工人們是不能前進一步，不能絲毫觸動資產階級制度的。工人們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敗作代價來換得這個勝利。

• 同時，臨時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國成立，就盡力地使這個共和國切合於資產階級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廢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那種血腥恐怖手段；在報刊上可以自由堅持任何觀點；軍隊、法庭、行政，除了少數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達官貴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沒有一個受到懲處。「國民報」方面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引以自慰的，是他們把君主國的名稱和衣裳改換成舊共和國的名稱和衣裳。對他們說來，共和國只不過是舊資產階級社會的一件新制舞衣罷了。年輕的共和國認為自己的天職就是不要恐嚇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對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順和不抵抗主義來保全自己和制服敵人。

• 無產階級的解放，就等於資產階級信用的消滅，因為它是意味著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消滅。國家信用和私人信用，這就是表明革命強度的經濟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熱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創造力就增加多少。

• 臨時政府本來是有可能不用強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銀行宣告破產的；它只要保持消極的態度，讓銀行聽天由命就得了。銀行破產就會立刻象洪水泛濫一樣把金融貴族，把這個七月王朝的黃金台柱，把共和國的這個最強大最危險的敵人從法國土地上掃除乾淨。而銀行破產之後，如果政府建立一個國家銀行並把全國信用事業置於國家監督之下，那末資產階級自身也必定會把這當做自己在絕境中的一線生路。
  但是，臨時政府並沒有這樣去做，反而為銀行券規定了強制性的行價。不僅如此。它還把一切外省銀行變成了法蘭西銀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蘭西銀行能網布法國全境。後來，臨時政府又向法蘭西銀行借款，並把國有森林抵押給它作為擔保。這樣一來，二月革命就直接地鞏固和擴大了它本來應該推翻的銀行統治。

• 臨時政府既承認舊資產階級社會所發的要國家負責付款的期票，於是就受到舊資產階級社會支配了。它不是以一個威風凜凜的債權人身分跑去向資產階級社會索取革命的陳年舊帳，反而陷進了應該向資產階級社會還債的積欠債務人的地位。它只得鞏固搖搖欲墜的資產階級社會關係，來履行那些只有在這種社會關係範圍內才必須履行的義務。信貸已成了它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而它對無產階級所作的讓步和對無產階級許下的諾言，卻已成了它無論如何都必須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關於這種解放的言詞——都已成了新共和國所不堪忍受的危險了，因為主張工人解放就是經常反對恢復靠絕對確認現存的經濟的階級的關係來維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幹掉才行。

• 國民自衛軍，即資產階級各個階層的勢力，成了唯一的軍事力量，但是它並不覺得自己充分強固能把無產階級對付下去。況且，國民自衛軍已被迫實行——雖然是經過了極頑強的抵抗和用盡了一切阻撓辦法之後，雖然只是局部實行，漸漸實行——讓武裝的無產者加入自己的行列。這樣一來，就只剩下了一條出路：使一部分無產者去與另一部分無產者相對立。
  為了這個目的，臨時政府就編了24營別動隊，每營1000人，由15歲到20歲的青年組成。這些青年大部分屬於流氓無產階級，而流氓無產階級在一切大城市裡都可遇見，並且是與工業無產階級迥然不同的。這個階層是產生盜賊和各式各樣罪犯的泉源，其組成部分都是專靠社會餐桌上的殘羹剩屑生活的分子，無一定職業的人們，即遊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們依各人所屬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隨時隨地都保持著拉查羅尼的特點。他們的性格在受僱於臨時政府的青年時期是極不穩定的，雖能作出轟轟烈烈的英雄勳業和自我犧牲的事跡，但同時也能幹出最卑賤的盜竊行為和最齷齪的賣身勾當。臨時政府每天付給他們1法郎50生丁薪餉，就是說，收買了他們。

• 除了別動隊之外，政府還決定在自己周圍募集一支產業工人軍。馬利部長把10萬個因危機和革命而失業的工人編進了所謂國家工廠。在這個響亮名稱的後面不過是以23蘇的工資雇用工人去進行厭煩單調和效率極低的土工罷了。國家工廠就是露天的英國習藝所。臨時政府以為它是通過國家工廠組成了第二支無產者大軍來反對工人自己了。但資產階級這次是把國家工廠估計錯了，也如工人把別動隊估計錯了一樣。它原來是創立了一支暴動軍。

• 雖不是就其內容來說，但就其名稱來說，國家工廠乃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工業，反對資產階級信用制和反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具體表現。因此，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傾注到這些國家工廠上面了；它認定這些國家工廠是它一旦強大到能夠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決裂時就可以打擊的對象。小資產者也認定這些已成為共同攻擊對象的國家工廠，是他們可以發洩自己的一切不滿和煩惱的目標。他們咬牙切齒地盤算著，這班好吃懶做的工人該是消耗著多少金錢，而他們自己的境況卻是一天比一天變得艱難了。裝裝樣子的工作盡有國家年金可得，社會主義不過如此罷了！——他們這樣嘟囔著說。他們認為自己生活窮困的原因就在於國家工廠，就在於盧森堡委員會的豪言壯語，就在於巴黎工人的示威遊行。最狂熱反對共產黨人的莫須有的陰謀詭計的，莫如這些瀕於破產而毫無得救希望的小資產者了。

• 普選制並沒有具備舊派共和黨人所寄託於它的那種魔力。舊派共和黨人把法蘭西全國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數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觀點等等的citoyens〔公民〕。這是他們的一種人民偶象崇拜主義。但是，選舉所表明出來的並不是他們的想像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個不同階級的分子。我們已經知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選舉中為什麼表示擁護躍躍欲試的資產階級和渴望復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選制雖不如共和黨人笨伯所想像的那樣具有魔力，但它同時卻具有另一種高超無比的長處：它能發動階級鬥爭，迫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等階層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剝削階級所有各個集團提到國家高峰，從而揭去他們臉上的騙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資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則只是使資產階級中的一定集團喪失信用，使其餘的集團可能隱藏在幕後並且一律蒙上反對派的光彩。

• 共和國，即法國人民所承認的共和國開始存在的時期，應該是從5月4日算起，而不是從2月25日算起；這並不是巴黎無產階級強令臨時政府接受的那個共和國，不是設置有社會機構的那個共和國，不是在街壘戰士眼前浮現過的那個幻想。國民議會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國，並不是一種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革命武器，反而是對資產階級制度實行的一種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強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改造，——簡言之，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這種論斷是從國民議會的講壇上發出的，並且在一切共和派資產階級和反共和派資產階級報刊中得到了響應。

• 整個法國都通過國民議會對巴黎無產階級進行審判。國民議會立即與二月革命的一切社會幻想實行了決裂，公然宣布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且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它匆忙地從自己所任命的執行委員會中排除了無產階級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它否決了設立專門的勞動部的提案，並且以暴風雨般的讚許聲同意了特雷拉部長所作的聲明：「現在的問題只是要勞動回復原有的狀態。」
  然而還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國是工人在資產階級消極支持下爭得的。無產者很正當地認為自己是二月鬥爭中的勝利者，並提出勝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須在巷戰中戰勝這些無產者，一定要叫他們明白，當他們不是聯合資產階級而是對著資產階級作戰的時候，他們是註定要失敗的。先前，在建立對社會主義有所讓步的二月共和國時，曾經是需要無產階級聯合資產階級向君主國進行戰鬥的；現在，為了要使共和國擺脫它向社會主義作過的讓步，為了要正式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統治，卻已需要再來一場戰鬥了。資產階級不免要用武器來打消無產階級的要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搖籃並不是二月勝利，而是六月失敗。

• 工人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若不甘願餓死，就要展開鬥爭。他們在6月22日以大規模的起義做了回答——這是現代社會中兩大對立階級間的第一次大交鋒。這是為保存或消滅資產階級制度而進行的戰鬥。蒙在共和國頭上的一層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當時那些沒有領袖、沒有共同行動計劃、沒有經費和多半沒有武器的工人，是多麼無比勇敢、無比巧妙地扼制了軍隊、別動隊、巴黎城內的國民自衛軍以及從外省開來的國民自衛軍聯合勢力，一連堅持了整整5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為自己所經受的死亡恐怖進行了聞所未聞的殘酷報復，殘殺了3000多名俘虜。

• 資產階級逼迫巴黎無產階級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一點已註定無產階級要失敗。並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識到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去這樣企圖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也還沒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聲明說，共和國對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唯有它的失敗才使它認識了這樣一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許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都只是一種空想，這種空想在一開始企圖實現的時候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過分而實質上瑣碎無聊甚至是資產階級性的要求，就由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既將自己的墳墓變成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搖籃，從而也就迫使資產階級共和國現了原形：原來它是以鞏固資本統治和勞動奴役為其公認的任務的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制度既已擺脫了一切桎梏，於是它由於眼前經常站立著一個遍體鱗傷而決不調和與不可戰勝的敵人，——其所以不可戰勝，是因為它的存在就是資產階級自身生存的條件，——就不免要立刻變成資產階級的恐怖政治。

• 總之，只有六月失敗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國能夠擔起歐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條件。只有浸過了六月起義者的鮮血之後，三色旗才變成了歐洲革命的旗幟——紅旗！
  於是我們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二　1849年6月13日

• 1848年2月25日使法國獲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則強使法國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後，革命意味著推翻資產階級社會，而在2月以前，它卻意味著推翻一種國家形式。
  6月的鬥爭是由資產階級中的共和派所領導的，勝利自然是把政權變歸了他們掌握。戒嚴狀態把手足被縛而無力抵抗的巴黎壓倒在他們腳下了，而在外省則到處籠罩著戒嚴狀態的精神氣氛、勝利了的資產階級那種耀武揚威、揚眉吐氣的驕橫以及農民肆無忌憚的私有狂。這樣，在下層方面就沒有任何威脅了！

• 與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擊破的同時，民主主義的共和黨人即小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的政治影響也被擊破了，他們的代表者在執行委員會中是賴德律－洛蘭，在制憲國民議會中是山嶽黨，在新聞界是「改革報」。他們同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一起在4月16日進行過反對無產階級的陰謀，同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變時攻打過無產階級。這樣，他們就自己破壞了他們那個黨所賴以支持的基礎，因為小資產階級是只有當它背後有無產階級為其後盾的時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陣地。他們被踢開了。

•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國作家，也因懷著一種崇拜共和主義傳統的思想而有一種謬見，仿佛在制憲國民議會中是保皇黨人占統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變之後，制憲議會仍然完全是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代表者，並且三色旗共和黨人在議會外的影響愈是降低，制憲議會就愈堅決地擺出自己的共和主義氣派。當問題在於捍衛資產階級共和國形式時，制憲議會在自己方面就擁有民主主義共和黨人的選票；當問題在於捍衛這個共和國的內容時，那末制憲議會甚至連它講話的方式也與資產階級中的保皇集團沒有什麼區別了，因為構成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容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正是它的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的物質條件。

• 小資產者驚愕地認識到，它把工人擊潰之後，就使自己毫無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債權人的掌握中了。它那從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樣地延續著的、仿佛沒有被人注意的破產，如今在6月以後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資產者的名義上的財產，只有在人家需要驅使他們去為擁護財產進行鬥爭的時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現在，既已和無產階級算清大帳，也就可以跟小店主來算小帳了。

• 勞動權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乃是一種胡說，乃是一種可憐的善良願望，其實勞動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表示占有生產資料，使其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僱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勞動權」是以六月起義為後盾的。制憲議會既然已在事實上把革命無產階級置於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則上把它的公式從憲法——法律的法律——中刪去，把「勞動權」當作邪說來加以詛咒。但制憲議會還不就此罷休。正如柏拉圖把詩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國一樣，制憲議會把累進所得稅永遠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國。實則這種稅不僅是在現存生產關係範圍內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種百分之百的資產階級措施，並且還是唯一能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等階層依附於「正直的」共和國，減少國家債務並打退資產階級中反共和主義多數攻擊的手段。

• 法國報刊全面地揭示了馬拉斯特先生憲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兩個主權者——國民議會和總統——同時並存等等。
  但是，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是在於下面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恆化的那些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了政治權力，而它所批准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卻又被它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裡，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從政治的解放前進到社會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則要求不要從社會的復辟後退到政治的復辟。

• 其餘各階級幫助完成了農民階級的選舉勝利。對無產階級說來，選舉拿破崙就意味著撤換卡芬雅克和制憲議會的倒台，意味著取消資產階級共和主義，意味著推翻六月勝利。對小資產階級說來，選舉拿破崙意味著債務人統治債權人。對於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說來，選舉拿破崙意味著公開和他們曾不得不暫時利用來對付革命的那個集團實行決裂，這個集團想要在憲法中把暫時的東西固定起來而使他們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崙代替卡芬雅克，這對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說來是君主國代替共和國，是王朝復辟的開端，是向奧爾良公爵方面羞怯點頭示意，是隱藏在紫羅蘭當中的百合花。最後，軍隊投票選舉拿破崙，就是投票反對別動隊，反對和平牧歌而擁護戰爭。

• 我們記得，在農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著打倒捐稅！可是，他在總統椅子上還只坐了6天，在第七天的時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內閣就提議把臨時政府已下令取消的鹽稅保存下去。鹽稅和酒稅分享著充當法國舊財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權，特別在農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羅內閣對於農民所選中的這個人，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復鹽稅！」更為尖刻辛辣的話來嘲弄其選民了。隨著鹽稅的恢復，波拿巴就喪失了自己身上的那點革命味道，——農民起義的拿破崙就象一個模糊的幻影一樣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個體現著保皇主義資產階級陰謀的令人莫測的形影。而巴羅內閣把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橫蠻步驟作為總統施政的第一步，卻是不無用意的。

• 3月21日，在國民議會的日程上是福適所提出的反對結社權的法案：查封俱樂部。憲法第8條保證一切法國人有結社權。因此，禁止俱樂部就是公然破壞憲法，而制憲議會卻不免要親手批准對自己的這個聖物的褻瀆。然而須知俱樂部是革命無產階級的集合地點，是它的秘密活動場所。國民議會本身是禁止工人們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的資產者的。而俱樂部不是整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又是什麼呢？不是組織獨特工人國家去對抗資產階級國家，又是什麼呢？難道這不是無產階級的制憲議會和起義軍備戰部隊嗎？憲法首先是要確立資產階級統治；因此，憲法所說的結社權顯然只是指容許那些能與資產階級統治，即與資產階級制度共處的社團存在。

• 制憲議會後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認資產階級各保皇集團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國中的當然主人；3月21日，它承認違背憲法是實現憲法；在5月11日，它又承認堂皇宣布的法蘭西共和國與爭取自身解放的歐洲各族人民結成的消極聯盟等於法蘭西共和國與歐洲反革命勢力結成的積極聯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這個可憐的議會在自己誕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兩日，還稱心滿意地否決了大赦六月起義者的提議哩。制憲議會既已喪失了自己的全部權力，既已為人民所切齒痛恨，既已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資產階級所粗暴地推開和輕蔑地拋棄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後半生表示否認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義的幻想，過去沒有做出大事而將來又沒有什麼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點點地腐爛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強復活自己的屍體，經常召喚著六月勝利的魂靈，重溫著六月的勝利，再三判處著已被判處的人們，這樣來使自己能確信自己還存在於人世。真是專靠六月起義者的血為生的吸血鬼啊！

• 這次選舉結果給我們揭示了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秘密。一方面，山嶽黨這個民主主義小資產階級在議會裡的前鋒，不得不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論家聯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質失敗的無產階級，不得不在精神勝利方面去尋求達到新高漲的途徑；既然其餘各個階級的發展程度還不許可無產階級奪取革命專政，它就不免要投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空論家的懷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會主義流派的創始人的懷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農民、軍隊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嶽黨方面。這樣，山嶽黨就成了聯合革命力量的指揮官，而它與社會主義者的協議就消除了革命陣營內部的任何分裂。

• 在建立中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由1848年6月反對無產階級的空前搏鬥載入了歷史生辰簿上的；在1849年6月，已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又由它與小資產階級所演出的難以形容的滑稽劇載入了這個生辰簿。1849年6月是對1848年6月實行報復的尼密吉達。在1849年6月，並不是工人被打敗，而是站在工人與革命之間的小資產者遭到了毀滅。1849年6月，並不是僱傭勞動與資本間表演著的流血悲劇，而是債務人與債權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獄之災的可憐的戲劇。秩序黨獲勝了，它已大權獨攬，——現在，不免要顯示出它的本質了。

三　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後果

• 立法國民議會的誕生完成了立憲共和國的建立，即建成了一個共和制的國家形式，在這個國家形式中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亦即確立了構成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保皇主義集團的統治，聯合起來的正統主義者和奧爾良黨人的共同統治，秩序黨的統治。這樣，法蘭西共和國就成了保皇黨同盟所有的財產，同時歐洲反革命列強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後避難所舉行了全面的十字軍討伐。俄國侵入了匈牙利，普魯士軍隊向維護帝國憲法的軍隊進攻，而烏迪諾則炮轟羅馬。

• 如果說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無產階級起義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義小資產者起義的日子；這兩次起義中的每一次，都是發動起義的那個階級的典型的純粹的表現。
  只有在里昂城內，事變才發展成了頑強的流血的衝突。在這裡，工業資產階級與工業無產階級直接對立起來，工人運動不象在巴黎那樣被約束在普遍運動範圍內，沒有被它所決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這裡的反映就喪失了它原來的性質。在其餘各處對6月13日事件發生過反響的外省地方，這個事件並沒有燃燒起來，不過是表現為一道冷清清的閃電罷了。

• 國民議會在6月、7月和8月間的全部立法活動，都充滿著各種鎮壓法律，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嚴的權利，更緊地勒住了報刊的喉頭，並消滅了結社權。
  可是，這一時期的特點不是事實上利用勝利，而是原則上利用勝利；不是國民議會通過各種決議，而是為這些決議確定理由，不是行動，而是詞句，甚至與其說是詞句，還不如說是使詞句生動起來的音調和姿勢。保皇主義信念公然肆無忌憚地表露出來，對共和國施以貴族式的輕蔑侮辱，嬌媚而輕浮地道出復辟這一目的，一句話，大言不慚地破壞共和主義禮貌，這便是使這一時期具有其特殊音調和印記的風氣。「憲法萬歲！」——是6月13日的失敗者所喊的戰鬥口號。因此勝利者也就不必虛偽地講究什麼憲制即共和主義的言詞。反革命已戰勝了匈牙利、義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們已經看到復辟是在叩著法國的大門了。

• 路易－菲力浦從未敢於任命真正的loup-cervier〔交易所豺狼〕為財政部長。正如他的君主國是資產階級上層統治的理想名稱一樣，在他的各屆內閣中，特權的利益必定要帶著證明個人大公無私的思想名稱。在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不同的君主國——正統王朝的和奧爾良的君主國——所曾隱匿於後台的東西，到處都已出現於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國所曾捧到天上去的東西都降到地上來了。它已用統治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專有名稱代替了仙人的名稱。
  我們的全部敘述都已經表明，共和國從其存在的頭一天起就不僅沒有消滅金融貴族的統治，反而鞏固了這個統治。但是，它對金融貴族的讓步，是違反本意而屈從命運作出的。從富爾德就職時起，政府的主動權重又歸還到金融貴族的手中去了。

• 首先，金融貴族本身在保皇主義聯合勢力內部構成為重要的領導集團，這個聯合勢力的共同政府權力稱為共和國。難道奧爾良黨人中的演說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貴族舊日的同盟者和共謀者嗎？難道金融貴族本身不是奧爾良黨人隊伍中的黃金重鎮嗎？至於正統主義者，那末他們早在路易－菲力浦時代已實際參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機、礦山投機和鐵路投機生意的狂宴。一般說來，大地產與金融貴族結成聯盟，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英國就是證明，甚至奧地利也是證明。
  在法國，國民生產水平比之國家債務是低得不相稱的，國家的息金乃是投機生意的最主要的對象，而交易所則是希圖以非生產方法增殖的資本的主要投資市場，——在這樣一個國度里，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中的無數人們，不能不對國家債務，對交易所投機生意，對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

• 國家財富落入金融貴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於經常有增無已的國家負債狀態。而這種國家負債狀態的原因何在呢？就在於國家支出經常超過收入，在於這種不相稱的狀態，而這種不相稱的狀態既是國家公債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
  為了擺脫這種負債狀態，國家必須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簡政府機構，縮小其規模，儘可能減少管理範圍，儘可能少用官吏人員，儘可能少干預公民社會方面的事務。秩序黨是不能走這條道路的：隨著各方面威脅秩序黨的統治和它那個階級生存條件的危險愈益增長，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強自己的鎮壓措施，加強自己由國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強自己通過國家機關去到處出頭露面。當侵犯人身和財產的罪行日益頻繁的時候，憲兵人數是不可減少的。

• 總之，若沒有法蘭西國家中的根本變革，就決不會有法國國家財政上的變革。而與國家財政必然聯繫著的有國家債務，與國家債務必然聯繫著的有國債投機買賣的統治，有國家債權人、銀行家、銀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統治。只有秩序黨中的一個集團才對金融貴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這就是工廠主。我們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業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構成王朝反對派廣大基礎的工業巨頭。他們的利益無疑是要求減少生產費用，從而也就是要求減少列入生產費用項下的捐稅，也就是減少國家債務（國債的息金是列入捐稅項下的），換句話說，他們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貴族垮台。
  在英國，——法國最大的工廠主與他們的英國敵手比較起來都是小資產者，——我們確實看到工廠主，例如有個科布頓、有個布萊特帶頭對銀行和交易所貴族舉行十字軍討伐。為什麼在法國沒有這種情形呢？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工業，而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則是農業。英國工業需要free　trade〔自由貿易〕，而法國工業則需要保護關稅，除需要其他各種壟斷外還需要全國性的壟斷。法國工業並不支配看法國生產，所以法國工廠主並不支配著法國資產階級。他們為要捍衛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資產階級其他各集團侵害，就不能象英國工廠主那樣站在運動的前頭從而把自己的階級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們必須跟隨在革命後頭，並為那些與他們階級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務。在2月間，他們沒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們學乖了。究竟是誰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脅呢，難道不是雇主，即工業資本家嗎？所以在法國，工廠主必然成為秩序黨中最狂熱的分子。誠然，金融巨頭削減他們的利潤，但是這和無產階級完全消滅利潤比起來，又算得什麼呢？

• 在法國，小資產者幹著通常是應由工業資產者去幹的事情；工人執行著通常應由小資產者去執行的任務；那末工人的任務又由誰去解決呢？沒有誰去解決。這任務不是能在法國解決的，它在這裡只是被宣布出來而已。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國範圍內解決這個任務的；法國社會內部各階級間的戰爭將要變成一個各國間的世界戰爭。只有當世界戰爭把無產階級推到支配世界市場的那個國家的領導地位上，即推到英國的領導地位上的時候，工人任務的解決才能開始。可是，在這裡並非終結而只是獲得組織上的開端的革命，不會是一個短暫的革命。現在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帶領通過沙漠的猶太人相仿佛的。他們不只是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讓出地盤給那些適於新世界的人們。

• 法國農民要設想魔鬼的時候，就把他設想成稅吏。自從蒙塔郎貝爾把賦稅宣布為天神的時候起，農民就變成為不信神的人，變成為無神論者，並投到魔鬼即社會主義懷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輕率地失去了農民，耶穌會教徒輕率地失去了農民，波拿巴輕率地失去了農民。1849年12月20日永遠斷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聲。「他伯父的侄兒」並不是他家族中第一個受蒙塔郎貝爾所說的預示著革命風暴的酒稅之害的。真正的偉大的拿破崙在聖海倫島上曾經說過，恢復酒稅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為這使法國南部的農民脫離了他。

• 人民普遍憎惡酒稅，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項賦稅中集合了法國賦稅制度的一切可憎之點。它的徵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方法是貴族式的，因為對最普通的酒和對最高貴的酒徵稅的稅率都是一樣；從而，隨著消費者財富的減低，稅額便按幾何級數逐步增加；這是倒轉的累進稅。它是對於偽造和仿造酒品的獎勵，因而就使勞動階級受到經常的毒害。這稅使每個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市鎮都在城門口設立稅卡，使每個這樣的市鎮都變成以保護關稅抵製法國酒的異邦，這樣就減少了酒的消費。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賣酒為生的所謂小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闆，都是酒稅的死敵。最後，酒稅既使消費額減少，就使產品的銷售市場縮小。它既使城市工人無法買酒來喝，就使釀酒農民無法把酒賣出。而法國釀酒人數大約有1200萬。因此全體人民對於酒稅的憎惡就可以理解，尤其是農民對於酒稅的狂熱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且，他們不是把恢復酒稅視為一個多少帶著偶然性的單獨事件。農民具有一種世代相傳的特殊歷史傳統，他們已從這一歷史經驗中形成了一種信念：任何一個政府要想欺騙農民時，就向他們許諾廢除酒稅，而當它已把農民騙住時，它就把酒稅保留起來或恢復起來。農民根據酒稅來試驗政府的香臭，試驗政府的傾向。12月20日恢復酒稅，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別人一樣的人物。但他又不是和別人一樣的人物，他是農民創造出來的，所以農民在有數百萬人簽名的反對酒稅的請願書中，就把他們一年前所投給「他伯父的侄兒」的選票收回去了。

• 占法國人口總數2/3以上的農村人口，主要是所謂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第一代人，由於1789年革命而無償地免除了封建貢賦，不付任何代價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後各代人卻以地價形態償付了他們那些半農奴式的祖先當時曾以地租、什一稅、徭役等等形態償付過的貢賦。一方面由於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土地愈益分散，小塊地的價格也就變得越加昂貴，因為這些小塊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對於它們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農民購買小塊地的價格越提高，則農民負債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隨著增大起來，——不管這小塊地是由他自己購得，或是作為資本由共同繼承人分給他，都是一樣。加在土地上的債務，稱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當。正如在中世紀大地產周圍積集著特權一樣，在現代的小塊地周圍積集著押據。另一方面，在小塊地制度下，土地對於所有者全然是生產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隨著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遞減。使用機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規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開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來愈不可能實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產費用卻按照這生產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遞增。這一切情況，都與小塊地的所有者是否擁有資本無關的。但是土地被割碎的過程愈發展，小塊地連同其極可憐的農具就愈益成為零細經營的農民的唯一資本，向土地投資的可能就愈少，貧農〔Kotsass〕就越感到缺乏利用農學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錢和學識，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後，純收入按照總消費增長的比例而減少，按照農民私有產阻礙農民全家從事他種生計的比例而減少，然而這私有產已不能保障農民的生活。

• 這樣，法國農民以對押地借款繳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貸者非抵押借款繳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營業利潤，總之，不只是把全部純利交給資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資的一部分也交給資本家；這樣他就下降到愛爾蘭佃農的地步，而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義下發生的。
  這個過程，在法國由於日益增長的賦稅負擔和訴訟費用加快了速度。這種訴訟費用，一部分是法國法典對地產所規定的許多手續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錯的許多小塊土地所有人間的無數糾紛所引起的；一部分是農民的官司狂所引起的，這些農民對於財產的全部樂趣都是歸結於狂熱地保衛想像的財產，保衛所有權。

• 現在當共和國在法國農民舊有的重擔上添加了新的負擔時，農民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顯，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剝削者是同一個：資本。單個的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的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所有權是一種符咒，它至今還使農民遭受資本支配；資本一向就是藉口這個所有權來唆使農民反對工業無產階級。只有資本的傾復，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政府，才能終結他們在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上的衰落。立憲共和國是它的剝削者們聯合實行的專政；社會民主主義的紅色共和國，是它的同盟者的專政。而天平的升降，是看農民投進票箱的選票來決定的。他們自己應該決定自己的命運。——社會主義者在小品文中，在論叢中，在日曆中以及在各種各樣的小冊子中，都曾是這樣說的。這些思想已因秩序黨的論戰文章而使農民更易於了解；秩序黨也向農民呼籲，它把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無恥的誇大和歪曲，因而恰好打中了農民的心坎，激起了農民渴望嘗試禁果的情懷。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語言是農民階級自己在行使選舉權時所獲得的實際經驗，是農民階級在革命的急劇發展進程中接連遭到的失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 作為鎮壓措施來看，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辦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酒稅和保留45生丁稅，嘲弄般地拒絕農民關於歸還10億法郎的請願等等——這一切立法上的雷電一下子就從中心大批襲來而震驚了農民階級。上述各項法律和措施使攻擊手段和反抗行動具有了普遍的性質，使它們成為每所農舍中的話題，使革命在每個農村中滋長起來，把革命帶到全國各地並把它農民化起來。

• 教育法給我們指明了年輕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爾泰主義者間的同盟。聯合的資產階級的統治，不是親耶穌會的復辟王朝與賣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聯合專制統治，又是什麼呢？資產階級各個集團在互相爭奪支配權中彼此攻擊時給予人民的那個武器，在人民已跟它們的聯合專政對立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又從人民手裡奪過來嗎？任何事情，甚至連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決也都沒有比這種對耶穌會教義的諂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憤慨了。
  然而，秩序黨各個集團間的衝突，以及國民議會與波拿巴間的衝突，還是在照樣繼續著。使國民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在舉行了自己的coup d』état〔政變〕之後，即在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內閣之後，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為行政長官的王朝殘廢人物招攏來，要他們以鼓動連選他當總統的違憲活動作為他們任職的條件；

• 我們已經一步一步地考察過，農民、小資產者、社會的一般中等階層如何逐漸站到了無產階級方面，如何逐漸跟正式共和國處於公開敵對地位，以及他們如何被這個共和國當作敵人來對待。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一般特徵。這個「無政府黨」——如它的敵人所稱呼的——正和秩序黨一樣，是各種不同利益的一種聯合。從稍微改良舊社會紊亂狀態到推翻舊社會秩序，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革命恐怖主義——這就是構成「無政府黨」起點和終點的兩個極端間的距離。
  廢除保護關稅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作就是危害秩序黨工業集團的壟斷。整頓國家財政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作就是危害秩序黨金融集團的壟斷。自由輸入外國糧食與肉類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作就是危害秩序黨第三個集團即大地產集團的壟斷。英國資產階級最先進的一部分即自由貿易派的要求在法國就都成了社會主義的要求。伏爾泰思想就是社會主義！因為它是攻擊秩序黨第四個集團即天主教集團的。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普及國民教育就是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因為這一切都危及秩序黨的一般壟斷啊！

• 在革命進程中，情勢已是極迅速地成熟了，連各種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極其溫和的中等階級，都被迫團結在主張變革的最極端的政黨的旗幟周圍，團結在紅旗周圍。
  可是，雖然「無政府黨」中各個主要構成部分所持的社會主義思想，各因一定階級或階級集團所處經濟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點上是一致的：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並把這個解放標榜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說來，這是故意騙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說來則是一種自我欺騙，因為這些人以為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過來的世界對於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為它能實現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衝突。

• 隱藏在「無政府黨」的聲調大致相同的一般社會主義詞句下的，首先有「國民報」、「新聞報」和「世紀報」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較為一貫地力求推翻金融貴族統治而使工商業免除舊有的束縛。這是代表工商業、農業利益的社會主義，這種利益因為與那班參加秩序黨的工商業、農業巨頭的私人壟斷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們摒棄。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和任何其他一種社會主義一樣，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資產者。跟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即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Parexcellence〔地道〕的社會主義。資本剝削這個階級時主要是以債權人姿態出現的，所以這個階級要求設立信貸機關；資本是以競爭來扼殺它的，所以它要求設立由國家維持的組合；資本是以集中來戰勝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進稅、限制繼承權並由國家出資進行巨大工程以及採取其他各種強力抑止資本增長的措施。既然它夢想和平實現自己的社會主義，——至多也只容許再來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來歷史過程想像為正在或已經由社會理想家協力或單獨設計的種種體系的實現。於是這些社會主義者就成為折衷主義者或信奉著現有社會主義體系，信奉著空論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只有當無產階級尚未成長到自己那個自由歷史運動以前，才在理論上代表著無產階級的。

• 這種烏托邦，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想使全部運動整個都服從於運動中的一個段落，用個別學究的頭腦活動來代替全部社會生產，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細小手法和巨大傷感情懷來消除完全必要的階級革命鬥爭，其實它只是把現代社會理想化，把這個社會描繪成一幅沒有陰暗面的圖畫，並且力求違抗這個社會的現實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當無產階級把這種社會主義讓給小資產階級，而各種社會主義首領間的鬥爭又表明每個所謂體系都是特意強制社會變革中一個過渡段落以與其他各個段落相對抗時，無產階級就愈益團結在革命社會主義周圍，團結在被資產階級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產主義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係，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社會關係，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觀念。

• 受它的各個報刊攻擊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義者選舉為自己的代表了！這就是說，1848年6月是不會重演了；這就是說，1849年6月13日是不會重演了；這就是說，資本的道義勢力已被摧毀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只代表著資產階級了；這就是說，大私產一命嗚呼了，因為它的臣民——小私產——已到毫無私產者的陣營中去尋求解救了。

• 在1850年3月10日，普選權譴責了它自己。把資產階級統治視為普選權的結論和結果，視為人民主權意志絕對的表現，——這就是資產階級憲法的意思。但是，當這個普選權，這個人民主權意志的內容已不再是歸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時候，憲法還會有什麼意思呢？難道資產階級的直接責任不正是要把選舉加以調整，使其傾向於合理的制度，即傾向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嗎？難道普選權每次取消現存國家權力而又從本身中間再造出新的國家權力，豈不就是消滅全部安定狀態，豈不就是時刻把一切現存權力弄成問題，豈不就是破壞權威，豈不就是威脅著要把無政府狀態本身提升為權威嗎？在1850年3月10日之後，誰還會懷疑這點呢？
  資產階級既將它向來用作護身符並從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選權拋棄，也就是公開承認：「我們的專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後它卻一定要違反人民意志而鞏固起來了。」所以，資產階級現今不在法國境內尋求靠山，而在法國境外，在外國，在外寇入侵中尋求靠山，這種作法是首尾一貫的。

四　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

• 儘管法國目前出現了工商業的繁榮，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萬農民卻依然由於嚴重的不景氣而痛苦不堪。近幾年的豐收使法國穀物價格跌得比英國還要低，農民因高利貸和苛捐雜稅而負債纍纍和窮困不堪，他們的處境遠遠不能認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來的歷史十分清楚地證明，居民中間的這個階級根本沒有能力首倡革命。

• 在大陸上，不論危機時期和繁榮時期都比英國來得晚。最初的過程始終是發生在英國；英國是資產階級世界的造物主。資產階級社會經常反覆經歷的周期的各個階段，在大陸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現的。首先，大陸對英國的輸出要比對任何國家的輸出多得不可比擬。但是，這樣對英國的輸出卻又取決於英國的情況，特別是海外市場的情況。其次，英國對海外國家的輸出要比整個大陸對這些國家的輸出多得不可比擬，所以大陸對這些國家輸出的多寡始終要取決於英國對海外的輸出量。因此，即使危機首先使大陸爆發革命，那末危機的原因仍然還是產生在英國。在資產階級軀體中，猛烈的震盪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臟發生得早一些，因為心臟得到補救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另一方面，大陸革命對英國的影響的程度同時又是一個晴雨計，它可以測知，這種革命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實際上給資產階級制度的存在條件以實際的威脅，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僅僅觸及這種制度的政治設施。

• 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還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發生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大陸的秩序黨各派的代表目前所進行的無休止的爭吵是彼此為了使對方丟醜，而決不能導致新的革命；相反的，這種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目前社會關係的基礎十分鞏固——這一點反動派並不清楚——，十分資產階級化。一切想阻止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企圖都會象民主主義者們的一切道義上的憤懣和熱情的宣言一樣，必然會被這個基礎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象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 當報刊是匿名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報紙純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報紙廣告的水平。在這之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現在報紙卻變成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單戶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況不僅取決於開支票者的信用，而且還取決於背書人的信用。

參見

•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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