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语: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是卡尔·马克思于1851年至1852年写成的著作。


语录编辑

一 1848年2月至1851年12月编辑

  •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 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 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
  • 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
  •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二 共和党的倒台编辑

  • “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leading articles〔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
  •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 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
  •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过去的影子,每当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

三 路易·波拿巴的崛起编辑

  •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
  • 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
  • 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
  • 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 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尔利茨。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 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四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编辑

  •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 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 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
  • 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
  •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
  •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
  •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
  •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coup d’état〔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

五 制宪国民议会和波拿巴编辑

  • 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
  • 资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 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
  • 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卢昂、牟尔豪森、里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

六 波拿巴的胜利编辑

  •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
  •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
  •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

七 总结编辑

  •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让法国从害怕红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灾祸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灾祸给资产阶级兑现了。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
  • 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
  •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
  •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
  • 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 军队是小农的point d’honneur〔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
  •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en detail〔零买〕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en gros〔大批买〕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债负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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