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巴枯寧
俄国思想家、革命家
米哈伊爾·巴枯寧，全名米哈伊爾·亞利山德羅維奇·巴枯寧（俄語：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國政治哲學家，無政府主義者。
名言
編輯- 誰會否認，「自由，實現自由」這個口號現在已擺在歷史日程的首要地位了？
- 德國的反動，巴枯寧以假名寫於1842年的文章，也是他的第一部政治著作，當時他還不是無神論者。
- 為了打動人心，獲得無產階級文盲軍團——不幸的是，絕大多數無產階級仍然屬於這一類——的信任、贊同、擁護和合作，有必要不再對這些工人談論國際無產階級所遭受的一般苦難，而是談論他們特定的、日常的、完全私人的不幸遭遇。有必要向他們講述他們自己的行業和他們所居住的具體地區的工作條件的問題；講述他們每天工作的惡劣條件和漫長的工作時間，講述他們稀少的工資，吝嗇的雇主，高昂的生活費用，以及他們如何不可能適當地支持和養育一個家庭。
國際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綱領 (1868年)
編輯- 派遣不是肩披某種綬帶的正式的革命全權代表而是革命的宣傳員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別是到農民中去，因為能夠使農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麼原則，也不是某種專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動，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將使國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後果。
- 人民革命——無疑將會迅速建立起來，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時將自下而上地、從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則為根據。
《上帝與國家》 (1870年-1871年)
編輯
- 人的自由只存在於：他服從自然法則，因為他靠了他自己才認識了它們，卻並不是被任何神的或是人的、集體的或是單獨的那種外來意志所從外界加在他身上的。
- 這就是說我反對一切強權嗎？我決無這樣想法。關於靴子的事情，我採取制靴權威的意見；關於房子、運河或是鐵道，我請教建築師和工程師的意見。對諸如此類的專門知識我要向諸如此類的專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許制靴匠，也不允許建築師，也不允許專家來把他的權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們的智力、性格、知識、所應得的那樣尊重地聽取他們的話，卻總保留我自己的無可爭論的批評權和不信任權。我絕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門的事情只請教同一個權威；我向幾種權威請教；我把他們的意見來比較，而採取我覺得最正確的。但是即使在特別的問題上我也不承認有不會有錯的權威；所以，不論我對諸如此類的個人的誠實和真誠如何尊敬，我對任何人沒有絕對的信任。這種信任會將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計劃的成功致於死命：它會立刻把我變做一個愚昧的奴隸，別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 我在專家的權威前低頭因為它是由我自己的理性所加在我身上的。我自知只能把握極小部分人類知識的細節和確實發展。最大的智性也無力把握到一切。因此，科學方面以及工業方面工作有分工合作的必要。我承認而且我指出這是人的生活，每人輪流領導和被領導。所以並沒有固定和永久的權威和從屬，只有互相的，暫時的，特別是自願的權威和從屬的不斷替換。
- 矛盾是在這裡：他們願意有上帝，他們也願意有人性。他們堅持著要把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而它們在分離了之後再合在一起只是使它們互相破壞。他們一口氣說出：「上帝，和人類自由」、「上帝，和人類的尊嚴、正義、平等、博愛、繁榮」—―不曾想到那致命的邏輯，它指出假如上帝存在的話，這其餘一切就全得宣告不存在。因為，假如有上帝的話，他必需是永恆的、至高的、絕對的主人，而有了這樣一個主人的話，人就是奴隸；然而，假如他是一個奴隸，對於他也就說不上什麼正義、平等、博愛、繁榮。唯心論者們違反了人類理性和一切歷史教訓，用人類自由的最親切的愛來使上帝變得生動些，卻毫無效果：不論他是誰，也不論他希望把他自己表現得怎樣寬大，主人總還是主人。他的存在必然蘊含了在他之下的一切生靈之淪為奴隸。因此，假如有上帝的話，他對人類自由只有一個貢獻——使他自己消滅。
- 作為一個人類自由的十分注意的愛護者，把人類自由看作人性之中我們所讚美所尊重的一切部分的絕對的基本條件，我把伏爾泰的話顛倒過來，說：假如上帝當真存在的話，就必須廢除它。
- 不過講到逃避，那只有三種方法兩種是空想的，一種是實際的。前面這兩個是酒店和教堂，肉體上的墮落和精神上的墮落；第三種便是社會革命。
- 事實上沒有比邪惡和荒謬更普遍和古老的了；相反地，真理和正義是人類社會發展里最不普遍最幼稚的。
- 一切宗教，和它們的神，它們的半神半人，它們的預言者，它們的救世主，它們的聖者，都是那些天賦不會有充分發展和充分展拓的人的輕易置信的空想所產生出來的。因此，宗教的天國不過是一個幻象，被無知和信心弄得不正常的人們可以在那裡找出他自己的影像。不過這是放大和顛倒了的像——就是神化了的。因此宗教的歷史，相繼獲得人類信仰的神們的產生，宏大和沒落的歷史，不過是人類智性和集體意識的發展。
- 一切宗教都是殘酷的，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鮮血上面的；因為在原則上它們都是建立在犧牲的意念上的——這就是說建立在人性的永久殉祭於神的貪婪的懲罰之前。
- 總之，我們否認一切立法，一切強權，一切有特權的、特許的、官方的、法律的影響，即使它是從普選中產生的，我們明白這只有利於少數支配剝削者去違反那屈服於他們之下的廣大人民的利益。
- 基督教的偉大榮譽，它的無法否認的功績，以及它的空前的卻全然合法的勝利的全部秘密就由於這個事實：它訴之於古代世界——一個嚴格而殘忍的智力上、政治上的貴族政治——的無數受苦的人們，貴族政治對他們甚至否認了最簡單的人性權利。不然，它不會散布開來。
《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 (1873年)
編輯
- 如果有國家，就必然有統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沒有公開的或隱蔽的奴役的國家，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我們要與國家為敵的原因。
- 現代的國家，就其實質和目的來說，必然是軍事的國家，而軍事的國家也就必然會成為侵略性的國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它就必然被侵略，原因很簡單：哪裡有武力，那裡就必然要炫耀或者運用這種武力。由此還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現代的國家必然要成為強大有力的國家，這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條件。
- 因為沒有廣泛的和劇烈的破壞，沒有求生性的和有效的破壞，就不會有革命，因為正是從破壞中，而且只有通過破壞，才能孕育和產生新的世界。
- 現在，真正強大的國家只能有一個可靠的基礎——軍事和官僚的集權制。君主國和最民主的共和國之間，只存在一個重大區別：在君主國里，官吏集團壓迫和掠奪人民，為享有特權的有產階級謀取豐厚的利益，並且中飽私囊，用的是君主的名義；而在共和國里，官僚集團壓迫和掠奪人民，同樣是為了那些人的私囊和那些階級，只不過用的是人民意志的名義。在共和國里，似乎是由國家代表的虛假的人民、合法的人民，現在在摧殘，將來還要摧殘活生生的人民，真正的人民。但是，把用來打人民的棍棒稱之為人民的棍棒，決不會使人民好受多少。
- 這就是說，任何國家，無論其形式多麼民主，哪怕是最好的政治共和國，也不過是所謂人民代表制的虛假的人民共和國，不能給人民所需的東西——在沒有任何來自上面的干預、監視和暴力的情況下謀取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因為任何國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國家，甚至馬克思先生所設想的所謂的人民國家，實質上都無非是通過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識的因而有特權的少數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眾。
- 任何時候都不應當以任何藉口和為著某種目的而去欺騙人民。這不僅是一種犯罪，而且對於完成革命事業來說也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為任何欺騙就其實質來說都是眼光短淺的、卑鄙的和狹隘的，總是要露出馬腳的，因而它必然要被戳穿，被揭露。
- 位於該書的補充（一）部分
- 一個人只有在完全誠實的時候，在根據自己深刻的信念說話、做事的時候，他才是有力量的。這樣，他無論處在什麼情況下總會知道他應該說什麼，做什麼。他可能會倒下去，但不會使自己的名譽和事業蒙受恥辱。如果我們要想用欺騙的辦法去解放人民，我們就必定要陷入困境，走入歧途，迷失方向；而如果我們對人民多少有一些影響的話，那我們就要把人民引入歧途，也就是說我們是按照反動派的意旨和利益行事。
- 位於該書的補充（一）部分
- 我們的一位瑞士朋友是這樣說的：「現在，任何一個居住在日本、中國和莫斯科的德國裁縫，都感受到德國的艦隊和德國的全部力量，這種自豪感使他歡樂得發瘋。每個德國人都想活到這一天，他可以象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以自己的國家為靠山，高傲地說：「我是德國人。」誠然，英國人或美國人在說「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的時候，意思是說「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國人是說：『我是奴隸，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國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國兵，這個兵折磨我，也會折磨你們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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