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

宋美齡（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3日），籍貫廣東文昌縣（今海南），中華民國前第一夫人，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宋靄齡、宋慶齡的妹妹。作為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除元配以外，蔣尚有一位妾侍和一位情人)，宋美齡在近代中國歷史與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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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

語錄

• 中國和美國不一樣，不管是規矩，禮節還是觀念，都是用來限制個人的。你要麼循規蹈矩，老老實實，要麼還有一種可能，那就管它三七二十一，乾脆做個所謂的「新女性」！可是這個頭銜的名聲不太好，是個貶義詞。我覺得不應該把「歸國僑生」和「新女性」這兩類人混為一談，後者確實相當可怕，她們分不清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放縱。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傾向於尊重和遵守那些舊習俗和老規矩，盡管很煩人，但至少能防止女人去做那些本身就不光彩，影響又極壞的事情。

  ——〈致埃瑪·德隆·米爾斯的信函〉，介紹中國新年風俗，1918年2月13日

• 中國的政治局勢令人憂慮。南北如此對立，自然談不上人民所希望的統一行動。可惜我政治史懂得不多，沒法把我的強烈感受寫下來。目前中國沒有為援助協約國做好準備。我們的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以我愚見）是真心實意地推行民主，因為我們已經把自己的命運為那些公開宣稱反對專制獨裁的國家緊緊聯繫起來了。為此，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當然我們沒有傑出的軍事專家，不過既然美國已經同意給我們一筆貸款，用於軍費開支，那麼如果中國提出向美國借幾位將軍來這裏按照美國的模式建立幾個訓練營的話，美國政府是不會不同意的。還有一件事最近也一直困擾着我。就算我上面所説的各種原因都不切實際，也不符合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就算是這樣，那麼中國又將如何應對戰後的局勢呢？不管哪一方獲勝，中國總得面對這個問題，因為中國會身處夾縫，左右為難，一邊是日本，另一邊是德國。在和會上別的國家都將有發言權，因為它們在戰場上奮戰過，而中國則因其搖擺不定的立場和可有可無的作用而被忽視，除非中國也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並且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強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這樣，也只有這樣，日本和德國才會尊重中國。我雖然不同意卡萊爾「強權即公理」的觀點，但我不得不承認「強權」能讓那些野心大於良心的國家肅然起敬。

  ——〈致埃瑪·德隆·米爾斯的信函〉，告知近況並談及對國內政局的認識，1918年3月6日

關於上帝

• 與上帝加強溝通，最重要的是堅信主就在你身邊，始終和你在一起，只有在你靠攏上帝時，那些諸加教堂、《聖經》之類的有形物才會對你有幫助，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奉全能上帝的認識，我希望你也嘗試一下。我發現與上帝緊密交流的最好方法是選擇一段意思完全符合你期望的贊美詩，然後朗誦或者唱出詩句，直到詩意滲透你的意識，真的感到自己的思想要與上帝融為一體，然後祈禱，就像你在與父親或者一位好友交談，當然，每個人祈禱方式都不一樣，但就我來説，這確是我最能強烈地感受到上帝存在的方法。

  ——〈致埃瑪·德隆·米爾斯的信函〉，談對生活和宗教的認知理解和她的文學翻譯夢想，1921年7月6日

• 先母是十分親近上帝。我認出她的偉大處，我相信我兒時所受訓練，於我大有影響，雖然當時的我，是悖逆不聽話。當我覺得祈禱乏味，私自溜出外時，我親愛的母親必覺難過。我如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常到禮拜堂去，唯我覺得長篇講章甚是討厭。這是兒時情形，到今日我才覺得這種常到禮拜堂的習慣，給我樹立了一種安定觀念。……我有驚人的熱忱和愛國，要為國家做點事。我的機會在此。我偕同外子不住的要使中國富強。我的打算很好，但缺少權能，因我依靠自己。政治生活是充滿着虛假、權謀和機變的。我卻深信，人的最好武器，不是虛假、權謀和機變，乃是真誠和忠實。

  ——〈我的宗教經驗〉，1934年3月

• 只要我們一息尚存，只要我們對上帝存有信心，我們就要繼續奮鬥，無一日無一時不用來為爭取自由而奮鬥。……大家務須明白，我們所選擇的是為自由奮鬥。它不是僅系屬於我們的鬥爭。中國當前的鬥爭，乃是善惡展開龐大衝突的初期，也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搏鬥的開始。

  ——在紐約向全美廣播演說，1950年1月9日

關於中國

• 中國武裝力量薄弱，難以遏制日本的野心，其他國家顯然也不會對日本侵華有所表態或行動，中央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促成國內團結，攘外必先安內。……中國盡一切可能避免災難性的戰爭，以至於很多人眼中顯得十分懦弱。然而，在做好一切準備之前防止衝突並不是懦弱，而是謹慎。

  ——〈致 Wheeler 的信函〉，1936年7月18日

• 那個標語是寫給老百姓看的。

  ——抗戰時，宋美齡請美國《時代》周刊女記者在重慶一家西餐館吃飯，宋美齡拿起駱駝牌香煙要抽，問女記者：「你抽不抽煙？」女記者說：「不好意思，牆上有標語，『請勿吸煙』。標語裏還說，種煙草的經費應當省下來種田，增加糧食生產。」宋美齡便自己一個人抽了起來。兩人聊着聊着，女記者煙癮大發：「夫人，我是抽煙的，但我看到牆上有標語，不好意思抽。」宋美齡回答說：「那個標語是寫給老百姓看的。」在她的意識里，這依然與她無關。

• 宋美齡沒有說話，只是用手划過脖子做了一個優美的殺頭手勢。

  ——1943年的一天晚上，羅斯福夫婦邀請宋美齡共進晚餐，席間談到了美國礦工罷工事件。羅斯福問宋美齡：「如果中國政府在戰爭時期遇到這樣的事情，該如何解決？」宋美齡沒有說話，只是用手划過脖子做了一個優美的殺頭手勢。後來羅斯福問妻子埃莉諾：「你還認為宋美齡是一個性格溫柔甜蜜、易於親近的人嗎？」

• 「唯一還能認出我是東方人，就只剩我的臉孔。」
• 此日記本為兄帶從前方所用，當此軍事傍午之際，最宜（易）失落，萬祈留心保守為荷。至每日所記之言語事實最為重要，固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如一言一事記載其口，萬一為他人所見，關係我兄前途匪淺，千祈！慎重為囑。

  ——蔣介石啟用新日記本，在日記本前頁親筆留言，1928年3月1日

• 品德是無法偽造的，也無法像衣服一樣隨興地穿上或脫下來丟在一旁。就像木頭的紋路源自樹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長與發育也需要時間和滋養。也因此，我們日復一日地寫下自身的命運，因為我們的所為毫不留情地決定我們的命運。我相信這就是人生的最高邏輯和法則。
• 汝父親努力黨國多年艱苦，決不可輕言辭職，不負責任；再者，奉化絕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廣東、台灣似較相宜，請轉告。

  ——函電蔣經國，1948年12月27日

• 汝父在京如不能維持，則須赴台灣或廣州，決不能回鄉；總理革命數次失敗，而後竟得成功，我等為四萬萬人民及將來國民計算，只能抵抗到底，不惜任何犧牲；如下野回鄉，對內不能行使政權，對外不能代表國家，無法繼續革命，而對不起總理；故此舉余絕對反對，現在只能決心，克服困難。
  • 函電蔣經國，1948年12月28日
• 汝父此次返鄉，余對渠之康健與安全甚為憂慮；祗要父親之安全能保全，余等仍可繼續為國家努力奮鬥；因此間並非無希望，且與多方人士已有聯絡，正在極力推動中；希汝即日赴鄉婉勸父親，務必同來加拿大暫住，余當與汝等在加晤面，會商一切。

  ——函電蔣經國，1949年1月21日

• 父安全問題，確湏顧慮；余亦曾屢電提及，倘能出國一行，親自考察軍事、科學，以備將來改進軍隊之張本最好；蓋現在中國情勢，雖有政治力量，而無軍事實力，仍難指揮；否則亦以遷往台灣為宜；總之家鄉實非安全之地，希將此意轉告汝父為要；再據密報，共匪行動奮勇，因內部現有問題；又薛岳態度近來究竟如何？

  ——函電蔣經國，1949年2月6日

• 汝父在鄉實非久計，且倘和談告成更難安居，亟宜預謀易地靜養為要；余亦歸心如箭，但現時歸亦無補時艱；而稍留此間，於黨於國定有裨益；總之汝父革命偉業，切不可認為即此竟事，應繼續加強奮鬥也。

  ——函電蔣經國，1949年2月15日

• 余因病滯美，診治未得，即行返國，至感痛心；李某派員在此多方活動，而賴普漢等回美後對汝父有不利言論；故余之工作寔不能鬆懈，倘一離此中心，即失對於汝父之再起，必更加多阻力耳；總之余趁此診治時間在美，至少對李某及美國對我不利之份子發生抵消作用也；務望善待汝父，並將國內情形隨時見告為盼。

  ——函電蔣經國，1949年2月26日

• 在這裏，我度過了我學生時代連續四年的快樂時光，我接受到的薰陶，是寧靜的高尚氣質，是體諒他人，是正直為人，是知識上的鑽研，是交換那些發展豐富人生所必要的觀念與理想等等。我很感激我的教師與友人，他們經常不斷地給我指導、鼓勵、訓示，造成今天的我。追懷舊日，這種快樂時光，只有在純淨的校園內，迷人的林野，及寬闊的場地內，才能享受到，等到離開韋爾斯利學院，便已置身在人海茫茫、艱辛而陌生的社會了。

  ——〈中華民國史實的鳥瞰〉，在美國韋斯理學院的演講詞，1965年12月7日

• 《紐約時報》二月九日報導……我方自動在華府已開始籌備協會接受美方強求之請閱後驚訝不已……幸此問題尚在全參會開會時承可否決之……近日宣稱美已與有默契之謊騙昭然若揭……現在此間情緒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傾向於我為挽救誤會負責商討者應公開引咎向政府提出辭呈以謝國人如此彼等即復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輩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可預測者即是形成台獨國內借題發揮之暴動騷擾繼之造成之禍害美方推卸責任托詞謂大陸用武力統一者已非中華民國而是台灣國也美對伊朗之保障乃前車之鑒余向來對銖細末事均可採取或容納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對中華民國之存亡大關鍵無可圓融志不可奪即其欲逐余離去亦由之且引以為革命者之殊榮母

  ——函電蔣經國，1979年2月10日

關於西安事變

• 時政府中人深受事變的刺激，情態異常緊張。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於星期六深夜開會，決定辦法，立付執行，並將叛變首領張學良明令免去軍事委員會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命令措詞，異常嚴峻。京中已於是日晨接到西安發來之通電，署名者除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重要部將外，復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電中列舉非難中央之事狀，皆是令人發指者，並稱彼等曾「涕泣諍諫，屢遭重斥」，故不得不「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後提出自命為「救國主張」之八項要求，希望南京當局「俯順輿情，開誠秉納，為國家將來開一線之生機」。至所列八項要求，則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國聯合會分子七人；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論、出版、集會自由；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實行總理遺囑；立即召集全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1月

• 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給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余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

  ——《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1月

• 余迭向京中諸人剴切陳述：於未得確實消息之前，務鎮定其態度，信任民眾精神上之後援，勿採急遽之步驟。余主張，既未能確證西安將領別有企圖，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尋其動機之真相。余曾作臆斷曰：或者彼等確有不平之情緒，而自謂其有相當的理由。一部分國人若對中央懷抱不平，中央應虛懷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盡力糾正之，同為國人，苟有其他途徑可尋，又何必求軍事解決也。

  ——《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1月

• 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故願中央諸公共信之。因為反覆申述，請各自檢束與忍耐，勿使和平絕望；更請於推進軍事討伐之前，先盡力求委員長之出險。蓋戰事開始之後，委員長即不為親自統率之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喪生，亦將為怨恨暴戾之叛軍所殘害，不料此時余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彌漫之重圍中矣。

  ——《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1月

• 時論忽有致疑端納來電者，余聞之駭然……至張學良致余電，用意亦同，亦欲誘余入陝而加以拘禁耳……反令余信念益堅，知避免戰爭之奮鬥，更有竭力推進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長與余之諸姐弟皆願伴余前往，尤足感人。然主張討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終未為所動，當激烈辯論，情緒緊張之時，竟無暇計及發言之態度矣。

  ——《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1月

參見

• 宋慶齡
• 蔣介石
  • 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