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英国的左派历史学者。

艾瑞克

语录

• 历史可以评断我的政治信念，读者可以评断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 ……我想要提醒你们，也是当初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无法像你这般优秀的学生。他们的资质平庸，想法并不有趣，而且他们待在第二流的班级里也没有办法听到什么有启发的东西，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考卷也会千篇一律。相对地，教第一流的学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学生的孩子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这段话不只可以用在大学，还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经济、学校以及社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少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一般大众。他们不是特别聪明或有趣(除非，我们与其中一人坠入情网)，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注定不会成功----简单说吧，就是平凡无奇。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在脱离他的社群之后，在历史档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和死亡时间。然而，一个社会值得让人在其中生活，就在于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主角，而不是有钱人、聪明人或天才。不过，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也要提供空间给这群少数族群安身。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光想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成了专为特权设想，而且人人为己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绝不会是个好世界，它也绝不可能长久。

鸟瞰这个世纪

•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断绝的现象，可说是二十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
• 苏联帝国落幕之际，众家新闻人员及评论大家纷纷意识到“一段历史就此告终”；其实他们都错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如下：在本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之际，那段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截至当时为止，绝大多数人类都系以农牧为生，这段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
• “短促的二十世纪”，不似“漫长的十九世纪”；后者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进步时期，亦指无论物质、知识、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之中。反之，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原本在发达国家及中产阶级环境里视为常态的生活水准（而且当时的人极有信心，认为这种生活条件，也正往落后地区及较不开化的人口扩散之中），却出现异常显著的退化征候。

全面战争的时代

• 但是世界愈来愈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略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恨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执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
•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遥远地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经济大恐慌

• 古典经济学说以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而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经济上的现实，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的比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愈少愈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四十年中影响最著的一代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
•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愈来愈接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冷战年代

•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确凿，再也无可逆转：那就是自冷战肇始，世界经济遭遇的万般变局，连带着受影响的人类社会，变化之深，史无前例。影响所及，彻底改变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头了。

黄金年代

•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达成，并设法尽量减低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亦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及社会安全制度的实行。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量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 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倚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多国性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侏儒小国或根本不成其国的世界。

社会革命——一九四五到一九九〇

• 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及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以来，便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为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养成所。人材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不当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文化革命

• 更有甚者，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股条理井然的社会新秩序，虽然有觉得必也正名乎，硬把功劳归诸于“新自由意志主义”（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系建立于一个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何其吊诡，传统禁制的诸叛逆者，他们对人性的假定竟然与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理动机的看法，他们与出售财货劳务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卖点，便是攻心为上。

危机二十年

• 执新自由主义政权牛耳的里根美国，虽然表面的正式政策系全力看紧国库——亦即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并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实上，美国却系采用凯因斯派的方法，以花钱为手段，通过惊人的赤字与军备支出，方才由一九七九至八二年的不景气中脱身。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华盛顿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价值及市场的运作决定，反而自一九八四年后，重新透过外交压力刻意操纵。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

第三世界与革命

• 这是列宁格言的教科书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的众脚无以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得。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堆群众而已，或系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
•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加深加巨。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时时探索民意，并立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所好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便不足以造成革命事件，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的表现，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系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即是），而在当权者犹自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但是即令在国会体制一向根深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有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所在多有。

社会主义告终

• 然而，共党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上找不出第二个共党国度，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之中，引用十六世纪某官员（海瑞）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可知。一九五〇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员——当时即曾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待得二十一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举世将再无共产国家；而共产主义，亦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即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号令计划的死巷经济此路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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