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巴枯宁
俄国思想家、革命家
米哈伊尔·巴枯宁，全名米哈伊尔·亚利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政治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
名言 编辑
- 谁会否认，“自由，实现自由”这个口号现在已摆在历史日程的首要地位了？
- 德国的反动，巴枯宁以假名写于1842年的文章，也是他的第一部政治著作，当时他还不是无神论者。
- 为了打动人心，获得无产阶级文盲军团——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仍然属于这一类——的信任、赞同、拥护和合作，有必要不再对这些工人谈论国际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一般苦难，而是谈论他们特定的、日常的、完全私人的不幸遭遇。有必要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行业和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区的工作条件的问题；讲述他们每天工作的恶劣条件和漫长的工作时间，讲述他们稀少的工资，吝啬的雇主，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他们如何不可能适当地支持和养育一个家庭。
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 (1868年) 编辑
- 派遣不是肩披某种绶带的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传员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别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则，也不是某种专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
- 人民革命——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则为根据。
《上帝与国家》 (1870年-1871年) 编辑
- 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他服从自然法则，因为他靠了他自己才认识了它们，却并不是被任何神的或是人的、集体的或是单独的那种外来意志所从外界加在他身上的。
- 这就是说我反对一切强权吗？我决无这样想法。关于靴子的事情，我采取制靴权威的意见；关于房子、运河或是铁道，我请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意见。对诸如此类的专门知识我要向诸如此类的专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许制靴匠，也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专家来把他的权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们的智力、性格、知识、所应得的那样尊重地听取他们的话，却总保留我自己的无可争论的批评权和不信任权。我绝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门的事情只请教同一个权威；我向几种权威请教；我把他们的意见来比较，而采取我觉得最正确的。但是即使在特别的问题上我也不承认有不会有错的权威；所以，不论我对诸如此类的个人的诚实和真诚如何尊敬，我对任何人没有绝对的信任。这种信任会将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计划的成功致于死命：它会立刻把我变做一个愚昧的奴隶，别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 我在专家的权威前低头因为它是由我自己的理性所加在我身上的。我自知只能把握极小部分人类知识的细节和确实发展。最大的智性也无力把握到一切。因此，科学方面以及工业方面工作有分工合作的必要。我承认而且我指出这是人的生活，每人轮流领导和被领导。所以并没有固定和永久的权威和从属，只有互相的，暂时的，特别是自愿的权威和从属的不断替换。
- 矛盾是在这里：他们愿意有上帝，他们也愿意有人性。他们坚持着要把这两个概念连结起来，而它们在分离了之后再合在一起只是使它们互相破坏。他们一口气说出：“上帝，和人类自由”、“上帝，和人类的尊严、正义、平等、博爱、繁荣”—―不曾想到那致命的逻辑，它指出假如上帝存在的话，这其余一切就全得宣告不存在。因为，假如有上帝的话，他必需是永恒的、至高的、绝对的主人，而有了这样一个主人的话，人就是奴隶；然而，假如他是一个奴隶，对于他也就说不上什么正义、平等、博爱、繁荣。唯心论者们违反了人类理性和一切历史教训，用人类自由的最亲切的爱来使上帝变得生动些，却毫无效果：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希望把他自己表现得怎样宽大，主人总还是主人。他的存在必然蕴含了在他之下的一切生灵之沦为奴隶。因此，假如有上帝的话，他对人类自由只有一个贡献——使他自己消灭。
- 作为一个人类自由的十分注意的爱护者，把人类自由看作人性之中我们所赞美所尊重的一切部分的绝对的基本条件，我把伏尔泰的话颠倒过来，说：假如上帝当真存在的话，就必须废除它。
- 不过讲到逃避，那只有三种方法两种是空想的，一种是实际的。前面这两个是酒店和教堂，肉体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堕落；第三种便是社会革命。
- 事实上没有比邪恶和荒谬更普遍和古老的了；相反地，真理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里最不普遍最幼稚的。
- 一切宗教，和它们的神，它们的半神半人，它们的预言者，它们的救世主，它们的圣者，都是那些天赋不会有充分发展和充分展拓的人的轻易置信的空想所产生出来的。因此，宗教的天国不过是一个幻象，被无知和信心弄得不正常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出他自己的影像。不过这是放大和颠倒了的像——就是神化了的。因此宗教的历史，相继获得人类信仰的神们的产生，宏大和没落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智性和集体意识的发展。
- 一切宗教都是残酷的，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鲜血上面的；因为在原则上它们都是建立在牺牲的意念上的——这就是说建立在人性的永久殉祭于神的贪婪的惩罚之前。
- 总之，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强权，一切有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我们明白这只有利于少数支配剥削者去违反那屈服于他们之下的广大人民的利益。
- 基督教的伟大荣誉，它的无法否认的功绩，以及它的空前的却全然合法的胜利的全部秘密就由于这个事实：它诉之于古代世界——一个严格而残忍的智力上、政治上的贵族政治——的无数受苦的人们，贵族政治对他们甚至否认了最简单的人性权利。不然，它不会散布开来。
《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 (1873年) 编辑
- 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
- 现代的国家，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的国家也就必然会成为侵略性的国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它就必然被侵略，原因很简单：哪里有武力，那里就必然要炫耀或者运用这种武力。由此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的国家必然要成为强大有力的国家，这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
- 因为没有广泛的和剧烈的破坏，没有求生性的和有效的破坏，就不会有革命，因为正是从破坏中，而且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的世界。
- 现在，真正强大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军事和官僚的集权制。君主国和最民主的共和国之间，只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在君主国里，官吏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为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谋取丰厚的利益，并且中饱私囊，用的是君主的名义；而在共和国里，官僚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同样是为了那些人的私囊和那些阶级，只不过用的是人民意志的名义。在共和国里，似乎是由国家代表的虚假的人民、合法的人民，现在在摧残，将来还要摧残活生生的人民，真正的人民。但是，把用来打人民的棍棒称之为人民的棍棒，决不会使人民好受多少。
- 这就是说，任何国家，无论其形式多么民主，哪怕是最好的政治共和国，也不过是所谓人民代表制的虚假的人民共和国，不能给人民所需的东西——在没有任何来自上面的干预、监视和暴力的情况下谋取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因为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识的因而有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
-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以任何借口和为着某种目的而去欺骗人民。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而且对于完成革命事业来说也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为任何欺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眼光短浅的、卑鄙的和狭隘的，总是要露出马脚的，因而它必然要被戳穿，被揭露。
- 位于该书的补充（一）部分
- 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诚实的时候，在根据自己深刻的信念说话、做事的时候，他才是有力量的。这样，他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总会知道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会倒下去，但不会使自己的名誉和事业蒙受耻辱。如果我们要想用欺骗的办法去解放人民，我们就必定要陷入困境，走入歧途，迷失方向；而如果我们对人民多少有一些影响的话，那我们就要把人民引入歧途，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反动派的意旨和利益行事。
- 位于该书的补充（一）部分
- 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诚然，英国人或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