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香港文化人、傳媒人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祖籍廣東順德,香港文化人。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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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表面的溫良恭儉謙讓底下,原始儒家的精神,是一股非常剛健、敢於違逆任何權勢的一股精神。[1]
  • 在我看來,最可怕的悲劇就是『過度沉迷於自己的悲劇』。這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會忘記其他人的故事,忘記了對其他人的好奇,以及其他人所可能經歷過的悲劇的了解。[2] [3]
  • (林鄭)時常不顧一套政策帶來的政治後果。她在官場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壇中欠缺廣泛人脈,在特首選舉期間更是不孚民望。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審視,大概都會同意她並不是治理一座複雜城市的理想人選。今日局危若此,雖然出乎意料,但也並非無緣無本。那麼當初為什麼會選中她呢?……不顧後果地強推政策,說明她聽話……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歡心,這說明她只能向上效忠。
  • 於是五四的豐富義蘊,在當下便只能獨揚愛國主義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強調其它局部主張(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時候批評五四反對封建傳統太過,但在壓制佛教、伊斯蘭以及基督信仰的時候,則不妨弘揚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說愛國,五四史事也還是能令政府困擾。因為在最正統的官方史述裏面,若要強調當年學子愛國情操之壯烈,便不能不痛斥賣國北洋政府之罪惡;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過,便不可不說它如何粗蠻對待那批學生。那北洋政府當時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呢?五四當天燒掉了國家官員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傷的那批學生,被關三天獲釋,事後不止沒被追究,還成了國民英雄,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詳的佳話。其實1919年六月上旬,學生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一樣有些現在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違法達義」事件:
  •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補記:「我們從電話裏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著,在那裏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後來的事情我們都曉得,徐世昌總統在六月六日派官員去向學生道歉,學生才肯撤出宿舍……。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紛紛改變校章,刪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強化黨的領導。稍知國史,就知道現實和常理在運動面前的無效。「大躍進」從一開始就不現實,但到底持續三年;
  • 你在古巴是看不到他街頭的雕像、畫像,但卡斯特羅很妙的是吧,他准許擺設,你們崇拜切格瓦拉可以,滿街都是切格瓦拉,但是他自己的相他是不許人弄的,他不許搞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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