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住宅問題

《論住宅問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於1873年寫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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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住宅問題

語錄

第一篇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 目前引起報刊極大注意的所謂住宅缺乏現象，並不是說工人階級一般總是住在惡劣的、擁擠的、不衛生的住宅中。這種住宅缺乏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它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遭受的一種和以前一切被壓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幾乎是同等地傷害到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要消除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只有一個方法：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今天所說的住宅缺乏現象，是指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湧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裏的住戶愈加擁擠，有些人簡直無法找到住所。這種住宅缺乏現象之所以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只是因為它不只局限於工人階級，而且也傷害到小資產階級。

• 我們現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現象，只是從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並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做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後果。這種剝削才是社會革命力圖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石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現代的社會制度使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迫使工人的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償付勞動力的價格所必需的時間，而從這個勞動力中榨取遠遠超過其價值的價值。這樣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就在全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階級及其所豢養的奴僕（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間進行分配。至於這種分配怎樣進行，這同我們毫不相干；但是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凡是不勞動的人，只有靠這個剩餘價值中通過某種方式落到他們手裏的一份，才能夠生活（參看馬克思的「資本論」，那裏第一次闡明了這一點）。

• 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並從他們那裏無償奪去的剩餘價值在各個非勞動階級中間的分配，是在極值得玩味的爭吵和互相欺詐的情況下進行的：既然這種分配是通過買賣來實現，所以它的主要槓桿之一便是賣主欺騙買主，而這種欺騙現在在零售商業方面，特別是在大城市裏，已經成為賣主維持生活的真正條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麵包店主在商品價格或質量方面欺騙工人時，並不是把工人當做有工人的特點的人來欺騙。相反地，只要某種平均的欺騙程度已經在某一地方成為社會通例，它過些時候就一定會在工資的相應提高中得到補償。工人對小店主說來是買主，也就是現金或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勞動力出賣者身分出現的。儘管欺騙行為傷害工人和一切貧苦階級比傷害社會的富有階級厲害，但是欺騙行為並不是一種專門傷害工人的禍害，不是唯有工人階級才遭受到的禍害。

• 住宅缺乏現象也是這樣。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使某些街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提高起來，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這種價值，反而降低了它，因為這種房屋已經不適合於改變了的條件；於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別的房屋。首先遭到這種厄運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這些住宅的租價，甚至在住宅中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結果工人從市中心被排擠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變得稀少和昂貴，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建造昂貴住宅為建築業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機場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種例外。

• 所以，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對工人的打擊無疑要比對富裕階級的打擊沉重得多；但是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也根本不是一種單只壓迫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由於它損害了工人階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續一定時間以後，也就必然會同樣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的補償。

• 在住宅問題上有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從後者那裏買得住宅的暫時使用權；他有現金或信用，儘管他還必須按高利貸價格，即以額外房租形式向這個房主買到這種信用。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個工人——總是作為一個有錢的人來活動的；他或者應該事先賣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勞動力，以便能用賣得的錢作為住宅使用權的買主來活動，或者應該有能力擔保這個勞動力一定賣得出去。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在這裏是完全沒有的。資本家迫使買到手的勞動力首先再生產出它自己的價值，然後生產出在資本家階級中間進行分配以前暫時保留在這個資本家手裏的剩餘價值。於是，在這裏就產生出一些過剩價值；現有價值的總量就增加了。租賃交易時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論從承租人那裏索去多少，這始終只是已經存在着的先前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轉讓，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佔有的價值總量仍舊不變。一個工人，無論資本家償付他的勞動時償付得低於、高於或等於它的價值，反正他的勞動產品總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則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超過住宅價值的房租是才有這種遭遇。因此，企圖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關係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係等同起來，就是完全歪曲這種關係。相反，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調節一般商品買賣以及「土地佔有權」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

• 第一，這裏忽略了一點，即房租不僅應該補償房屋建築費用的利息，而且還要補償房屋修繕費用，濫賬和欠租的平均額，以及由於住宅偶爾閒置而受的損失；最後，由於房屋年深月久就變得不能住人和喪失價值，所以房租應該每年抵銷建築房屋時所投資本的相當部分。第二，這裏還忽略了一點，即房租還應該補償地皮價值增長額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構成的。誠然，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立刻解釋說，這種價值的增長是未經土地所有者干預而形成的，所以不應歸他所有，而應該歸社會所有；但是他卻沒有覺察到，他這樣說實際上就是要求廢除土地所有權。關於這點，我們現在不去多談，因為這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最後，他沒有覺察到，在這場交易中談到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購買房屋，而只是購買一定期限內的房屋使用權。

•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律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各種現象間的經濟聯繫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逃到法權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恆公平。

• 馬克思正是從這個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極其扼要而精確地描述了蒲魯東主義，在這之後過了五年居然還有人用德文把這種謬論刊印出來，這難道是可以設想的嗎？這全部胡說是什麼意思呢？無非是支配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所產生的實際後果侮辱了作者的法權感，而作者卻虔誠地希望這種情形能夠改變，災禍能夠消除。——是啊，癩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癩蛤蟆了！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着法權觀念」，即自己有剝削工人的特權的觀念嗎？如果作者向我們聲明這不是他的法權觀念，難道我們就會前進一步嗎？

• 在這篇哀歌中蒲魯東主義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動面貌。要創立現代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就絕對必須割斷把先前的工人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除了織布機以外還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園和小塊土地的手工織工，雖然貧困已極並且遭受種種政治壓迫，但仍然是一個無聲無息、安於現狀、「充滿虔誠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脫帽致敬，徹頭徹尾地滲透了奴隸精神。正是現代大工業把先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工人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嘆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殊不知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

• 但是，這個蒲魯東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進程摧毀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消滅了大工業一切部門中的單獨勞動，並且，日益消滅着小工業和最小工業各個部門中的單獨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這樣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合理分工的條件下，不僅進行大規模生產以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實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承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佔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和促使它進一步發展。

• 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後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每日疲於謀生，使它能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一向都找到過不少歷史理由的廢話，已經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阻礙工業生產力發展的愈來愈大的障礙，同時也成為阻礙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阻礙文明交際方式發展的愈來愈大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不學無術的人了。

• 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勞動的十足收入、自己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計算現代工業產品中的這種價值，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個單個的人在總產品中所佔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他生產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着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生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

•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現代大工業制約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每個人也是可能保證獲得「自己勞動的十足收入」的，只要這句話一般來說還是有意義的話。但是，這句話只有作更廣義的理解才有意義，即必須理解成這樣：不是每一單個工人成為這種「自己勞動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純由工人組成的整個社會成為他們勞動的總產品的所有者，由這個社會把總產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去消費，一部分用以補償和增加自己的生產資料，一部分積累起來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後備基金。

•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受到損害。工人受剝削現象所環繞的關鍵是：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利用這種交易來強迫工人生產出比構成勞動力的有酬價值多得多的東西。正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這種交易製造出隨後以地租、商業利潤、資本利息、捐稅等等形式在各類資本家及其奴僕之間進行分配的全部剩餘價值。

•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預備憑空設想一套未來的社會結構，也就用不着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里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有關社會福利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了。

• 誠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時也肯定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價值尺度；但是他們也應當說明，為什麼資本家把資本投到工業或手工業企業以後不僅能收回他所投的資本，並且另外還取得利潤。因此，他們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說資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產率。說明蒲魯東還多麼深地陷在資產階級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證據，莫過於他所學會的這種談論資本生產率的姿態了。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看到，所謂「資本生產率」，無非是說資本具有把僱傭工人的無酬勞動攫為己有的性能（指在現在的社會關係下而言，因為沒有這種關係，資本就完全不成其為資本了）。

• 一旦利率通過這種方法降低到零，從而廢除了資本利息，那時「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別的要償付了」。這意思應當是說，廢除利率就等於廢除利潤，以至於廢除剩餘價值。但是，即使能憑一紙法令真正把利息廢除掉，結果又會怎樣呢？那時在食利者階級看來，把自己的資本當做貸款貸出就會沒有什麼意思，而他們也必定會不惜冒險把資本投入自營的工業企業或投入股份公司。資本家階級從工人階級那裏奪去的剩餘價值總額會依然如舊，只是它的分配辦法會有變動，而且變動不大。

• 事實上，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忽略了一點，就是在現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購買商品時，平均說來也是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應當是說：一定商品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要償付了。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所以在現代社會中——撇開市場的波動不談——整個說來，要商品被償付得高於製造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 如果廢除了借貸資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沒有一個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這只是因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並且因為後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資本息金。士就是士。對通常的資本息金說來，高利貸法僅僅是因為有人規避就失了效，而對房租來說這些法律則從來也沒有絲毫受到損害。

• 不過，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用來嚇唬我們的問題也實在漂亮。信用！除了在前後兩次領工資中間的時期或者從當鋪里借到手的信用以外，工人還需要什麼信用呢？不管借給工人的是無息或有息信用，或甚至是由當鋪索取高利的信用，——對工人說來難道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嗎？即使一般說來工人由此得到一點好處，因而勞動力生產費用也變得便宜些了，難道勞動力的價格就不會下降了嗎？但是，對資產者，尤其是對小資產者說來，信用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小資產者能夠隨時得到信用，並且還是無息信用，那他當然要感到特別方便了。國家債務！工人階級知道，它沒有借過這種債款，當它奪得政權時，它將讓那些借過這種債款的人去償還。私人債務！——請參看信貸項吧。稅收！這對資產階級利益關係很大，而對無產階級利益關係則很小：工人當做稅款繳付的一切，歸根到底包括在勞動力生產費用裏面，因而一定要由資本家來補償。所有這裏當做對工人階級極其重要的問題向我們提出的各點，實際上只是對資產者尤其對於小資產者才有重大利害關係，我們則同蒲魯東相反，斷言工人階級並不負有保護這些階級的利益的使命。

• 至於真正有關工人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與僱傭工人的關係問題，資本家怎樣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勞動來發財的問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卻隻字不提。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一

• 在論蒲魯東主義者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那一篇中，已經說明小資產階級對於這個問題有多大的直接利害關係。但是，大資產階級對這個問題也有頗大的、雖然只是間接的利害關係。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周期性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傷寒、腸熱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總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區被污染的空氣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這些疾病在那裏幾乎從未絕跡，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於是越出它們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較好的比較衛生的城區去。統治的資本家階級以逼迫工人階級遭到流行病的痛苦為樂事是不能不受懲罰的；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凶肆虐。

• 當這一點由科學確定之後，在仁愛的資產者心裏就激發起了爭先恐後關懷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貴精神。……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經常地必然再產生出這種必須治療的毒瘡，以致這種治療工作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麼進步。

• 我們要立即研究主要點。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鐵的規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範圍」，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當一成不變地保留下去，雖然如此，而「所謂無產者階級」的狀況卻應該提高到「有產者階級的水平」。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則是要存在並不是所謂的而是真正的無產者階級，這個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再沒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出賣，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工業資本家。於是，扎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就在於：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佔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同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就一無所有的無產的僱傭工人的對立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內部，在這個社會制度範圍內，使一切僱傭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為僱傭工人。扎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把問題解決了。也許他會殷勤地給我們指出，怎樣能把法國軍隊中所有從拿破崙第一時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裏帶着元帥杖的全體士兵都變成元帥，而又不失其為普通士兵吧。或者給我們指出怎樣使德意志帝國的4000萬臣民都變成德國皇帝吧！

•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於既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

• 順便說說，抹煞無產階級的存在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所造成的而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係繼續存在的條件這一事實，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此，扎克斯先生在第21頁上向我們說明道：各勞動階級應該理解為除了工人本身以外還包括一切「貧窮的社會階級」，「一般小百姓，即手工業者、寡婦、領恤金者〈！〉、下級官吏等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了手！

• 住宅缺乏現象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是怎樣發生的呢？善良的資產者扎克斯先生當然不會知道，這種現象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宅缺乏現象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社會中，絕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得不專靠工資來過活，也就是靠為維持生命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來過活；在這種社會中，機器技術等等的不斷改善經常使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社會中，工業的劇烈的周期波動一方面決定着大量失業工人後備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時而把大批失業工人拋上街頭；在這種社會中，工人大批地擁塞在大城市裏，而且擁塞的速度比在當時條件下給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最後，在這種社會中，作為資本家的房主總是不僅有權，而且由於競爭，在某種程度上還應該從自己的房產中無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這樣的社會中，住宅缺乏現象並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個必然的現象；這種現象連同它的一切影響健康等等的後果，只有在產生這些後果的整個社會制度都已經根本改革的時候，才能消除。但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不會知道這點的。它不敢用現存條件來說明住宅缺乏現象。因此，它別無他法，只好用一些說教的詞句來把住宅缺乏現象歸之於人們德行敗壞，也就是原罪。

• 正像蒲魯東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律領域去一樣，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裏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中去。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們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後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的說教，這種說教的動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響，必要時一受到競爭的影響，就會立刻消散下去。

• 至於在現在環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是他們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其必然性已經到了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數來的程度，這一點又是扎克斯先生不會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老師就常說「平民進酒館，老爺跑戲院」這句話，因為這兩種地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

• 認為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調和的濫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並且一般說來也會改善工人的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醉心於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俯首貼耳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所宣傳的那一點上。勞資調和的福音到現在已經宣傳了五十年，資產階級的慈善家為了試圖設立模範機關來證明這種調和也已經花了不少錢，可是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實際情形在這五十年內絲毫也沒有改變。

• 扎克斯先生也是這樣，他想像土地所有者已經「達到了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已經有了「可靠的避難所」，已經在「成為資本家，並且由於他能因此以不動產作抵押而獲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為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而招致的種種危險」等等。但是，讓扎克斯先生去仔細看一看法國的和我們萊茵河流域的小農吧；他們的房屋和田地都由於抵押而變成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的莊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經屬於債主，可以獨立自主地支配他們的「地產」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高利貸者、律師和法警。這的確是可想像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了，但這是對……高利貸者而言的！而為了使工人能儘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給高利貸者這樣獨立自主地來支配，善意的扎克斯先生就殷勤地向他們指出他們能夠以不動產作抵押而獲得信用，他們在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時可以利用這種信用，不必加重慈善救貧事業的負擔。

• 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這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但是，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裏，所以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裏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一千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

• 但是，我們這個工人的資本家面貌還有其另一方面。假定在某一個工業地區里，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件事已經成了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民經濟學的鐵的規律」，就等於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於節約出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交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交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於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會成為某一種資本，但不是歸他自己所有的資本，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

• 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對於一切歸根結底是會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所謂社會改良辦法都是適用的。如果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來，那時工資也就會相應地降低；如果它們一直只是個別的實驗，那末它們作為個別例外而存在這個事實，就證明大規模實現這種改良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我們假定，某個地方由於普遍採用消費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價格降低了20％；那末這個地方的工資經過一些時候就會大約降低20％，即降低得適合於那些食品費用在工人收支總額中所佔的比率。……簡言之，只要這種使工人節約開支的改良辦法一旦普遍推行起來，工人由於這種節約能縮減多少開支，他所得的工資也就會降低多少。如果每個工人能節約出52塔勒的獨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資最後一定會降低1塔勒。總之，他愈節約，他所得到的工資就愈少。因此，他節約不是對自己有利，而是對資本家有利。

• 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滅城鄉對立，消滅這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已弄到極端地步的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僅不能消滅這種對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銳化。

• 因此，這裏的情形恰好與扎克斯先生所斷言的相反：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想解決住宅問題又想把現代的大城市保留下來，那是很荒謬的。但是，現代的大城市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件事一開始，那問題就不是給每個工人一所歸他所有的小屋子，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農村大工廠主，尤其在英國，沒有這個詞句也早就確信，修建工人住宅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措施，不僅是工廠建築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還帶來豐厚的收入。在英國，許多村鎮就是這樣產生的，其中有一部分後來已經發展為城市了。可是工人並不感謝慈善為懷的資本家，很早以前就對這種「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抗議。問題不僅在於他們必須為房屋付出壟斷價格，因為廠主沒有競爭者；而且在於在每一次罷工的時候，他們立刻就無家可歸，因為廠主一句話不說立刻就把他們趕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極難進行。

• 這次我們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跑了下來。起初是說工人應該有對於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隨後我們得知，這在城市中辦不到，只有在鄉下才行得通；現在又對我們聲明，這種所有權在鄉下也應該「可以通過特殊協定來廢除」了！由於扎克斯先生為工人發明的這種所有權，由於工人轉化為「可以通過特殊協定來廢除」的資本家，我們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塵世，而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研究資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決住宅問題方面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了。

二

• 不言而喻，隨便哪一個資本家，只要被自己的生產條件——水力和煤井、鐵礦礦層及其他礦苗等等的位置——束縛在一定的鄉村地方，而又沒有現成的工人住宅，都不得不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但是，要把這一點看做是「無形組合」存在的證明，看做是「對問題及其崇高意義有更多理解的明顯證據」，看做是「大有前途的開端」（第115頁），——那就須要具備極其慣於自欺的本領。

• 神聖的單純，更加神聖的無知！英國鄉村中的工廠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宅！親愛的扎克斯先生，不對！英國資本家不僅就錢袋講來，而且就腦袋講來也都是真正的大工業家。早在德國出現真正的大工業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在農村進行工廠生產的情況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資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間接帶來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麥和德國資產者之間進行的鬥爭給予德國工人以結社自由以前，英國的工廠主、礦主和採礦廠主實際上就已經確信，假如他們同時又是工人的房主，他們對於罷工的工人該能施加多麼大的壓力。

• 扎克斯先生分明知道，無論是大有前途的開端也好，或是繁榮的移民區也好，都沒有絲毫意義。因此他現在就企圖向資本家證明，他們從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獲取多麼巨大的收入。換句話說，他企圖向他們指出一個欺騙工人的新方法。

• 至於這些被扎克斯先生大肆鼓吹說具有輝煌成績的倫敦建築公司，那末這些建築公司據他自己的估計（而他卻把任何一種建築投機事業都包括進去了），總共也只是讓2132個家庭和706個單身漢，即總共還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像這樣一些兒戲，在德國居然有人敢於煞有介事地把它描繪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單是在倫敦東頭，就有100萬工人在極其惡劣的居住條件下過活！所有這些慈善的努力，實際上都是非常可憐和微不足道的，甚至專談工人狀況的英國議會報告書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它們。

• 所有這些實例究竟證明了什麼呢？僅僅證明：修建工人住宅一事，即使不踐踏一切衛生法，對資本家說來也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但是，這點從來也沒有人否認過，這點我們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滿足某種需要的投資，只要合理經營都會帶來收益。全部問題僅僅在於：雖然如此，為什麼住宅缺乏現象仍然繼續存在；雖然如此，為什麼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宅呢？於是扎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資本提出勸告，而對問題卻不作答覆。對於這個問題的真正答覆，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來了。

• 這一切都說得夠明白了。絲毫也沒有提到工人，卻講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們，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務的人員等等；並且還假定主顧通常已經有了一架鋼琴。事實上，這裏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者和那些想要成為並且能夠成為小資產者的人，而是收入雖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總是在逐漸上升的人，例如店員以及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義上保持不變，實際上則隨着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長而降低。事實上只有很少數工人才能作為例外參加這種協會。他們的收入數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不能預先承擔十二年半的義務。不屬於這種情況的少數例外，若不是報酬最優的工人，便是工廠監工。

•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宅災難。國家無非是有產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合權力。個別資本家（這裏所指的也只是資本家，因為參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不願意做。因此，如果說個別的資本家即使對住宅缺乏的現象感到遺憾，也不大願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飾一下由此產生的極壞的後果，那末，總合的資本家，即國家，也並不會做出更多的事情。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進行已經成為常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 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在普魯士——而普魯士現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同一個仍然強有力的大地主貴族並存的，還有一個比較年輕和極其膽怯的資產階級，它至今既沒有像在法國一樣取得直接的政權，也沒有像在英國一樣或多或少地取得間接的政權。但是，跟這兩個階級並存的，還有一個人數迅速增加、智力十分發達、一天比一天更加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因此，這裏除了舊專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近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不論在舊日專制君主國中或者在近代波拿巴主義君主國中，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較少的部分由上層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這個似乎站在社會以外並且可以說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等級的獨立性，就使得國家好像獨立於社會之外。

• 在普魯士（並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條件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就是偽裝的憲政制度；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日專制君主國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的君主國的存在形式。在普魯士偽裝的憲政制度從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蓋和掩蔽了專制君主國的緩慢腐朽過程。但是，從1866年以來，尤其從1870年以來，社會條件中的變革，以及舊國家的解體，是在眾目共睹下並且是以大大增長的規模發生着。工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交易所投機倒把活動的迅速發展，把一切統治階級都捲入投機的漩渦中。……一言以蔽之，舊日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國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國；在行將來臨的工商業大危機中，不僅現代的騙局要被揭穿，而且整個舊日的普魯士國家都要崩潰。

• 這樣一個非資產階級分子日益資產階級化的國家應該解決「社會問題」，或者即令只解決一個住宅問題嗎？恰恰相反。在一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愈來愈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如果說1866年以來經濟方面的立法對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適應沒有超過它實際表現出來的程度，那末這是誰的過錯呢？主要是資產階級自身的過錯：第一，因為它過於膽怯，不能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要求；第二，因為它對於任何可以同時把新武器授予威脅着它的無產階級的讓步都加以抵抗。如果說國家政權，即俾斯麥，企圖組織一個自己御用的無產階級，藉以箝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那末這豈不就是一種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義手段嗎？這個手段對於工人沒有任何義務，只是對他們說一些善意的空話，頂多也只是像路易·波拿巴那樣給予建築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國家幫助罷了。

三

• 我這裏所說的「歐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歐斯曼所採取的那種特殊的波拿巴主義辦法，即穿過密集的工人街區開闢一些又長、又直、又寬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華的大廈；除了使街壘戰難於進行這個戰略目的以外，用意還在於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義的建築業無產階級，並把巴黎變為一個多半是奢華的都市。我所說的「歐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區，特別是把我國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區切開的那種已經普遍實行起來的辦法，而不論這起因是為了公共衛生或美化，還是由於市中心需要大商場，或是由於敷設鐵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論起因如何不同，結果到處總是一個：最不成樣子的小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就因為有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噓，但是……這種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別處，並且往往是就在緊鄰的地方出現。

• 這就是資產階級實際上解決住宅問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每夜用來禁錮我們的工人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最可恥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它們，也會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佔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一

• 我惋惜說，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操羅曼語的工人在二十年內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對此米爾柏格回答說，在羅曼語地區的工人那裏「蒲魯東所規定的原則幾乎到處都成為運動的活的靈魂」。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運動的「活的靈魂」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在於「原則」，而在任何地方都在於大工業的發展及其後果：一方面是資本的積累和積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積累和積聚。第二，說所謂蒲魯東「原則」在羅曼語地區的工人中間起了米爾柏格硬給加上的那種決定作用，說「無政府狀態、Organisation　des　forces　économiques，Liquidation　sociale〔組織經濟力量、社會清算〕等原則在那裏已成了……革命運動的真正體現者」，都是不正確的。暫且不說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裏蒲魯東消除百病的萬應靈丹僅僅作為被巴枯寧弄得更糟糕的變種才有了一點兒影響，——每一個熟悉國際工人運動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事實：在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只形成一個人數很少的宗派，而法國工人群眾則根本不願理會蒲魯東提出的那些以Liquidation　sociale和Organi-sation　des　forces　économiques聞名的社會改良方案。順便說說，這種情況在公社時期就已經有過表現。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據蒲魯東的方案來清算舊社會或組織經濟力量的嘗試卻一點也不曾做過。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於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靈魂」不是由什麼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些措施——廢除麵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並將其交給工人團體——一點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蒲魯東主義者所實行的唯一社會措施就是拒絕沒收法蘭西銀行，而這卻是公社復滅的一部分原因。

• 如果我認為羅曼語地區的工人在二十年內只是從蒲魯東那裏才直接或間接得到精神食糧是一種不幸，那末我認為這種不幸並不在於被米爾柏格稱為「原則」的蒲魯東的改良藥方在那裏佔有完全神秘的統治，而是在於他們對現存社會的經濟批判受了完全謬誤的蒲魯東觀點的傳染，他們的政治活動也被蒲魯東主義的影響敗壞了。至於問到究竟是誰「更久地停留在革命中」，是「蒲魯東主義化的羅曼語地區的工人」，還是理解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無論如何要比羅曼人理解自己的蒲魯東好得不知多少的德國工人，那末我們只有知道了「停留在革命中」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聽說過某些人「停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寵中」等等。但是豈能「停留」在革命中，即在最富於暴力的運動中！難道「革命」是必須信仰的教條般的宗教嗎？

• 「我們」不實行「階級政策」，也不力求實現「階級統治」。而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因為它是工人政黨，所以必然實行「階級政策」，即工人階級的政策。既然每個政黨都力求取得在國家中的統治，所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必然力求爭得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統治，即「階級統治」。而且，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策，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獨立政黨作為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鬥爭的最近目的。米爾柏格既然宣稱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於無產階級運動之外，而投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行列之中了。

• 住宅問題有一個優點，即它並不僅僅是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有極大的關係」，因為「真正的中等階級」由於住宅缺乏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誰要是宣稱小資產階級——哪怕僅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比無產階級也許還更厲害些」，那末當人家把他歸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時候，他就無論如何也不能抱怨了。

二

• 大家知道，出賣商品就是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取得它的交換價值。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互相差異的地方，就中還在於消費它們所需要的時間的不同。一個大麵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條褲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比方說要一百年才住得壞。因此，對消耗期限很長的商品，就有可能把使用價值零星出賣，每次有一定的期限，即將使用價值出租。因此，零星出賣只是逐漸地實現交換價值；賣主由於不把他預付的資本和由此應得的利潤立刻收回，就要借加價即收取利息來獲得補償，加價和利息的高低並不是任意決定，而是由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決定的。在一百年終了之後，這所房屋就用壞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們這時候從所付的租金總額中扣去：（1）地租以及地租在這個期間的若干提高數額，（2）日常修繕費用，——那末我們就會發現，餘數平均起來是由下列各項組成：（1）原先的房屋建築資本，（2）建築資本的利潤，以及（3）逐漸收回的資本和利潤的利息。的確，在這個期間終了之後，承租人並沒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沒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這是屬於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築材料，但這些材料已經不是房屋了。如果房屋在這個期間「原先的費用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補償」，那末我們將看到，這全是由於地租的上漲；在像倫敦這樣的地方，這對誰都不是什麼秘密，因為在這裏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兩個人。租金的這種巨大增加，發生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而絕不是發生在鄉下某個地方，因為在那裏建築地皮上的地租幾乎是始終不變的。大家知道，扣除了地租的上漲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資本（包括利潤在內）的7％，並且還得從中開銷修繕費等等。一句話，租賃合同是一種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論上，它並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對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勞動力的買賣才是一個例外；在實踐上，這個租賃合同是作為資產階級千百種欺詐形式之一出現於工人面前，關於這些欺詐形式我在單行本第4頁上已經講過了，正如我在那裏所指出的，這個形式也受一定的經濟規律的調節。

• 我們描述——而真實描述某一事物，與米爾柏格的說法相反，同時也就是說明這一事物，——我們描述經濟關係，描述這些關係如何存在和如何發展，並且嚴格地從經濟學上來證明這些關係的發展同時就是社會革命各種因素的發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條件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一發展到超出資本主義社會範圍時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時這些生產力又提供了為了社會進步本身而一舉永遠消滅階級差別的可能性。相反，蒲魯東則要求現代社會不是依照本身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規定（「法權觀念」不是他的而是米爾柏格的東西）來改造自己。我們加以證明的東西，蒲魯東及其追隨者米爾柏格卻在說教和哀訴。

• 這個作為人類自身本質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恆公平，那又是什麼呢？這個作為各社會中基本的、有機的、統治的、最高主權的原則的公平，這個雖然如此而至今都是虛無但將來應是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來衡量一切人類行為的標準，不是在任何衝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那是什麼呢？難道我不正是斷言，蒲魯東在判斷一切經濟關係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係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恆公平的觀念，從而掩飾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愚昧無知和束手無策嗎？既然米爾柏格要求「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變更……都應當滲透着法權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公平要求來實行」，那末他與蒲魯東究竟有什麼區別呢？是我不會閱讀呢，還是米爾柏格不會寫作？

•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着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着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在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愈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愈益不同於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這種立法愈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愈益不同於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並不是從經濟關係中，而是從自己的內在基礎中，例如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

• 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界一樣。隨着立法發展為複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者階層形成起來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

• 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權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相應經濟關係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據的體系。比較都是以具有某種共同點為前提的：這種共同點表現在法學家把這些法學體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權。而衡量什麼算自然法權和什麼又不算自然法權的標準，則是法權本身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於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權的發展只在於力求使獲得法律表現的人類生活條件愈益接近於公平理想，即接近於永恆公平。而這個公平卻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神聖化的表現。

• 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是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它是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接觸到的關係很簡單，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權感這一類名詞甚至應用於社會現象也不致引起什麼大誤會，可是在關於經濟關係的科學研究中，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名詞便引起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就好像在現代化學中企圖保留燃素論的術語會引起的混亂一樣。如果人們像蒲魯東那樣相信這種社會燃素即所謂「公平」原則，或者像米爾柏格那樣斷定說燃素論是與氧氣論一樣正確，則這種混亂就會更加厲害了。

三

• 的確，如果米爾柏格像他自己硬說的那樣，只是局限於描述「現時代的慘狀」，那末我當然就不會說出一句壞話來評論「他和他的樸素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這些「慘狀」描述為工人「都沒有可以稱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的結果。不論是抱怨「現時代的慘狀」是由於工人對於自己住宅的所有權被廢除的結果，或者是如容克們所說的那樣是由於封建制度和行會被廢除的結果——在這兩種場合，都只能是反動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嘆有不可避免的歷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發出的悲歌。反動性就正在於米爾柏格想恢復工人對於住宅的個人所有權，即恢復早已被歷史消滅了的事情；就在於他所設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個工人再成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別的。

• 米爾柏格抱怨我把多耳富斯先生和其他廠主幫助工人購置自己房屋的慈善主義努力，看做唯一可能實際實現他的蒲魯東主義計劃的方法，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爾柏格懂得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是完全以資產階級社會為基礎的幻想，那末他自然就不會信仰這個計劃了。而且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沒有懷疑過他的善良的願望。但是，雷紹埃爾博士向維也納市政府提議仿效多耳富斯的計劃，他究竟為什麼要加以讚美呢？

• 消滅城鄉對立並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僱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論農業化學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著作中的第一個要求總要人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並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礙了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更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麼巨大的建築物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弄臭倫敦全城，——那末你就知道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是具有極實際的基礎了。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魯東那樣想改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持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儘可能地平均分佈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繫，並使交通工具隨着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裏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說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當有人企圖「從現存關係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應該藉以來解決現存社會中所特有的某種對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米爾柏格採取蒲魯東解決住宅問題的公式時，就是在這樣做。

• 不過，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的。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農民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

四

• 米爾柏格暗示說我不認為必須吸引農民加入運動，對於這一點我無須為自己辯白。但是，企圖為此目的而向農民推薦蒲魯東式的江湖醫術，我總認為是蠢事。德國還存在很多大田莊。按照蒲魯東的理論，所有這些田莊都應該分割成為細小農戶，這種辦法在現有的農業科學狀況下並且在已經有法國和德國西部施行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驗之後，乃是一種完全反動的措施。相反，現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將給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來由組合工作者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只有在這種巨大規模下，才能應用一切現代輔助工具、機器等等，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基於組合原則的大規模經濟的優越性。在這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會主義者前面的丹麥社會主義者，早已認清這一點了。

• 但是，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並不想從事解決那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細節一樣。如果我能指出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而且有足夠的房屋使現在就有可能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經很滿意了。至於憑空推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從研究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出發，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傾復，舊社會所特有的一定佔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前存在的關係；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國家裏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國家裏將大不相同，等等。

• 夠了。這場論戰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益處，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好處：它表明了這些自命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那些當無產階級運動還在幼年時出現的宗派創始人製造出來的。蒲魯東也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把這些襁褓扔在一邊，並在工人階級本身中培養出一種認識：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適用於一切場合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對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在每個具體場合決定應該反對哪些社會機構，以及應該怎樣進行自己的主要打擊，無論何時都是不會發生困難的。

參見

• 房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