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達綱領批判

《哥達綱領批判》（德語：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是一篇政論文，內容基於1875年5月馬克思向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寫的一封信，是馬克思最後一部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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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達綱領批判

語錄

•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這句話只是在它包含着勞動具備了相應的對象和資料這層意思的時候才是正確的。

• 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做隸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

• 事實上，這個論點在一切時代都被當時的社會制度的捍衛者所承認。首先要滿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於它的各個方面的要求，因為政府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機關；其次要滿足各種私有財產方面的要求，因為各種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基礎，如此等等。你們看，這些空洞的辭句是隨便怎麼擺弄都可以的。

•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資料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所壟斷（地產的壟斷甚至是資本壟斷的基礎）。無論是前一個或者後一個壟斷者階級，國際章程在有關條文中都沒有提到。它談到的是「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生活源泉」這一補充語充分表明，勞動資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這種修訂，是因為拉薩爾由於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僅僅攻擊了資本家階級，而沒有攻擊土地所有者。在英國，資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廠所在的那塊土地的所有者。

•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係產生出法權關係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

•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末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裡面應該扣除：
  第一，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里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資料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論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根據公平原則無論如何是不能計算的。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 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裡面扣除：
  第一，和生產沒有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
  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極為顯著地縮減，並將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顯著增加，並將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 「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有折有扣的」了，雖然從一個處於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於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福利。

• 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裡，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着。

• 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

• 顯然，這裡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裡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 所以，在這裡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裡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隻存在於平均數中，並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裡。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

• 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為了要使它能夠成為一種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

• 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 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 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這是為了要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關於權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

• 難道在最近這次選舉中有人向手工業者、小工業家等等以及農民宣布說：「對我們說來，你們同資產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組成反動的一幫」嗎？
  拉薩爾熟知「共產黨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寫的福音書一樣。他這樣粗暴地歪曲「宣言」，不過是為了粉飾他同專制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這些敵人結成的反資產階級聯盟。

• 為了能夠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組成為一個階級，而且它的直接的鬥爭舞台就是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國，本身在經濟上又處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而在政治上則處在「國家體系的範圍內」。任何一個商人都知道，德國的貿易同時就是對外貿易，而俾斯麥先生的偉大恰好在於他實行一種國際的政策。
  而德國工人黨把自己的國際主義歸結為什麼呢？就是意識到它的意圖所導致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這句話是從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裡抄來的，它應當被當做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共同鬥爭中的國際兄弟聯合的等價物。這樣，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職責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德國工人階級就應當這樣對付本國的、為反對工人階級而已經同其他一切國家的資產者緊密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和俾斯麥先生的國際陰謀政策！

• 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活動絕對不依賴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存在。「國際工人協會」只是要為這種活動創立一個中央機關的第一個嘗試；這種嘗試由於它所產生的推動力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績，但是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已經不能再以它的第一個歷史形態繼續下去了。

• 這樣，德國工人黨將來就不得不相信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了！為了不讓它埋沒掉，竟胡說什麼「廢除工資制度（應當說：僱傭勞動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如果我廢除了僱傭勞動，那末我當然也廢除了它的規律，不管這些規律是「鐵的」還是海綿的。但是拉薩爾反對僱傭勞動的鬥爭幾乎只是繞着這個所謂規律兜圈子。所以，為了證明拉薩爾派已經獲得勝利，「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都應當被廢除掉，而不是不連同後者。

• 自從拉薩爾死後，在我們黨內，這樣一種科學見解已經給自己開闢了道路，這就是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掩蔽形式。這樣，過去關於工資的全部資產階級見解以及對這種見解的全部批評都被徹底推翻了，並且弄清了：僱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因而也為他們的剩餘價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在於：用延長勞動日的辦法，或者用提高生產率、從而使勞動力更加緊張的辦法等等，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因此，僱傭勞動制度是奴隸制度，而且社會勞動生產力愈發展，這種奴隸制度就愈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壞。

• 如果工人們力求在社會的範圍內，首先是在本民族的範圍內建立集體生產的條件，這只是表明，他們在爭取變革現在的生產條件，而這同靠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毫無共同之處。至於現存的合作社，那末它們之所以可貴，僅僅是因為它們是工人自己獨立創設的，既不受政府的保護，也不受資產者的保護。

• 「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發展了。「現代國家」卻各不相同。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極重要的共同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 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

•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做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里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就連這樣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這種局限於為警察所容許而為邏輯所不容許的範圍內的民主主義高明得多。

• 事實上，他們是把「國家」了解為政府機器，或者了解為構成一個由於分工而和社會分離的獨特機體的國家，這可以從下面的話得到證明：「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經濟基礎：實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在存在於瑞士的「未來國家」里，這種要求差不多已經實現了。所得稅是以不同社會階級的不同收入來源為前提，就是說，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

•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一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

• 但是工人黨本來應當乘此機會說出自己的看法：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黨卻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們不願越過「資產階級的」水平。

• 如果限制婦女勞動指的是勞動日的長短和工間休息等等，那末勞動日的正常化就應當已經包括了這個問題；否則，限制婦女勞動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對婦女身體特別有害或者對女性不道德的勞動部門中禁止婦女勞動。如果指的就是這點，那就應當加以說明。

•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業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這是空洞的虔誠的願望。
  實行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話——是反動的，因為在按照各種年齡嚴格調節勞動時間並採取其他保護兒童的預防措施的條件下，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 在一個一般的工人綱領裡面，這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要求。無論如何應該明白說出，工人們完全不願意由於擔心競爭而讓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特別是不願意使他們失掉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產勞動。這是應當期望於社會主義者的最低限度的東西。

參見

• 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