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波斯语：محمد رضا شاه پهلوی‎；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7日）是伊朗的沙阿，1941年9月16日即位，1979年2月11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他是礼萨汗的长子，巴列维王朝的第2位沙阿，也是伊朗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通称巴列维国王。

名言

我想作出这样的评论是可悲的：美国、的确大部分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对国际道德采取了双重标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多么残忍和卑鄙，它都可以接受；而社会主义、温和主义和右翼政府的政策则不然。
在外交事务方面，尼克松总统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远见和理解。他从越南脱身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是出自理智、常识和深谋远虑。他对世界力量平衡的严谨概念毫无疑问提高了美国的声望。
（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才艺高超的政治家，对美国和国际事务有着广阔的、非凡的见解。他一贯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始终深知美国维护体面的世界和平的责任，以此服务于国家。除高超的才智外，他还有两方面的品质：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以及极为敏锐的幽默感。遗憾的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名人身上却缺少这种品质。
我记得，1977年在我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当时威廉斯堡大约有50人示威反对我，而500人则游行支持我。宣传工具却换掉了数字并夸张地问谁花钱雇用了国王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这时却没有人愿意出来回答我的问题：是谁雇来了反对国王的示威者？毫无疑问，他们是雇来的。因为，这不是伊朗人的示威。人群中掺杂着黑皮肤的面孔和亚麻色长头发的人，这在伊朗是少见的。
这种行为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典型例子。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然而，这个愚弄了所有西方理想的所谓伊斯兰共和国却被真诚地邀请到联合国讲坛上用所渭的伊斯兰革命的新“道德”教育代表们。
1959年，美国各地第一次举行了反对我的学生示威游行．我怀疑示威游行是大石油公司资助、中央情报局组织的。我清楚，这听起来好象矛盾，因为这两个强大的势力都支持我的政权。但是，我现在确信，每当我的政策与他们的政策相悖时，西方就结成一个有组织的阵线反对我。
然而在1973年，石油禁运以及我决定提高世界石油价格以后，西方再一次突然全力地对我大肆攻击。在整个70年代，对我的反对日益加剧，最终各种利益集团奇异地同流合污了，它们是国际石油财团，英国和美国政府，国际新闻工具，我国的反动宗教集团以及共产党进行的恶劣活动，他们设法打进伊朗的某些机构。我不相信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配合默契反对我的阴谋。但是无可置疑，有关的各种势力都出于各自的原因要把我撵下台．整个1978年石油财团拒绝和伊朗签订购买石油的新协议．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一一或者不采取行动一一有其不可思议的意义．我认为他门多少己经预先知道了那一年后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卡特政府的某些成员一一尤其是国务院第二梯队的麦戈文分子急切地想看到我下台，以有利于这个新的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
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象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对复杂问题作出随随便便的回答比根本不回答还要糟糕。
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
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它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越南的例子总是缠扰着我。美国人不像法国人知道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他们按自己的模子着手在越南建设一个新国家。吴庭艳拒绝按照年轻的教条主义记者们的想法将自己的政策屈从于不现实的民主理想．很明显，是肯尼迪政府下令将吴庭艳搞掉的。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与我们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书中读到的相反，波斯没有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博物馆内仍然摆着一尊小巧玲珑的希腊雕像。实际上，亚历山大信奉波斯文明。后来的征服者也一再出现这种现象：波斯人屈服于他们，但波斯人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并且使他们的战胜者接受这种文化。
在我们最伟大的时代里，单一领袖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长期保持了我国的统一。相反，在另外的时代里，外国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公开或不公开地对我们发动了攻击，由于有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
虽然英国人经常奢谈民主的好处，但是却认为指挥伊朗的选举是件完全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英国人要在国外帮助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首先，英国人什么都要插手。其次，他们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哪儿都要有他们捕人，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行使某种控制权．英国人从未放弃过这一政策，至今亦如此。举个例子，看看亚丁以及在那里的共产主义的兴起吧。我想所有的工会领导人都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受过教育．英国人认为，有了一些假装反英的人就可以使他们控制民族主义运动。
一旦外部分裂我国的尝试被挫败，政治即被作为一种手段来摧毁我们国家。然后，贪污腐化和颠覆活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国家和伊朗人民，保持国家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是我的职责。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外部势力持续不断试图使用这种策略。他们唯一的目的一直是破坏伊朗的完整。这些企图曾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过——1907年和1945—1946年，但都失败了。不幸的是，今天这些企图似乎正在取得成功。
在摩萨台看来，我们的一切经济挫折都是我们争取石油不受英国控制的斗争造成的．他只字不提英国人仍然对我们储存不用的石油拥有所有权，而且不再向我们交纳租金。他们甚至从伊拉克和科威特购买更多的石油，我知道，那儿的石油9美分一桶，比起伊朗石油13美分一桶来要便宜．这样，伊朗遭受了损失，而英国却从摩萨台的“消极平衡”中得到了好处。这时才开始看出摩萨台的真正目标似乎与他所说的正好相反。
摩萨台的老支持者认识到他的政策是为共产党统治伊朗开辟道路，而不是清除英国的影响，因而纷纷离开了他。
由于俄国人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人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世界新闻工具便说英国和美国资助了我们推翻摩萨台。然而，最准确的文件证实，在发生这些事件时，中央情报局花的钱不超过8万美元。我实在不认为这点钱能够使全国在几天之内行动起来。
我们的绝大多数学生不仅获得奖学金，而且还拿到零用钱，他们生于50年代，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他们认为用最好的设备是很自然的事情。
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有时不知不觉地变得懒散了，而更多的是染上了与人对抗、争吵的恶习。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而得到的却是这么多，因此，在他们看来，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似乎是自然的。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这些学生经常闹事，以至各大学最后陷入了一片混乱。
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使波斯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恢复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我己经谈过教学计划所做的改变，这些改变使我国的古典诗词发展到很高水平。电视拯救了被忽视的古老波斯音乐，使之得到许多人的欣赏。
很自然，我在苏联和伊朗曾多次会见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谈，我真诚地钦佩勃列日涅夫先生。他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使他的国家成了今天最强大的国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核大国，很快又将成为第一个海上强国。至于它的陆军和空降力量，也是处于绝对优势，无与伦比的。
南斯拉夫与伊朗一起，如果不是在极度痛苦也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与约瑟夫·斯大林进行对抗的唯一国家。象南斯拉夫那样，把各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并实现现代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人们必须明白，铁托元帅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任务。愿上帝使他的接班人也象铁托一样有才能。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独立意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确保他的国家的独立。通过会见和谈话，我们两人成了好朋友。随着我们两国贸易的增长，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加深了。在这些困难的时刻，我们衷心感谢他忠诚的友谊。
中国与伊朗有外交关系．中国不耍两面派。1978年8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德黑兰时，伊朗危机已发展到了顶峰。中国领导人的正直以及对国际政治的透彻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会谈，我认识到，中国是关心伊朗强大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
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缺乏稳固的经济结构，哪个国家也不能自称获得了政治独立．这是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今天而言，是经济实力在保证一个国家的自由和主权，是经济实力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提供了条件。
我不断重申，伊朗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观念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始终是着眼于缓和、和解与和平。然而，我们绝对独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力。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有这种需要。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
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
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
（教士、共产党人、新闻界、大石油公司、英国和美国政府）共同的不满，其后果到50年代后期变得更加明显，后来爆发了反对我的统治的第一次学生示威。十分有趣的是，这次示威发生在美国。1962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我头顶上的一架飞机飘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瞧这国王，他该倒霉了。”很清楚，这是一次有组织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破坏我和我的政府的声誉。我不得不认为石油公司和一个象中央情报局这样的组织参与组织并资助了这场反对我的运动。这种作法带有专业色彩，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单依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不相信，那个时候克格勃在美国的活动能那样有效。
遗憾的是，大多数记者对于伊朗过去是什么样子，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都带着先入之见。他们的见解总是根据西方的标准。不过我一直鼓励进行辩论，辩论可以使你充分表示自己的见解，我就喜欢能引起争论的提问。令人遗憾的是，记者们仍旧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我国，他们从来不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与苏联接壤，文化和宗教标准有很大区别的中东国家因而，他们把我归类于镇压性的统治，这是不公正的。在国外的伊朗学生昕到和看到的都是外国人对他们祖国的侮辱和诽谤，所以他们也要求把伊朗建成一个与过去不一样而短期内又不可能建成的那种国家，这并不奇怪。
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
我要避免全面崩溃。我知道，如果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要求得以实现，这种全面崩溃将会随之而来。
在德国，有6个犯人在同一天自杀了，是子弹从他们的脖颈儿后面穿入，准死无疑．这样，几乎没有人对犯人在牢房里拥有手枪感到意外。这一连串完全奇怪的巧合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世界舆论接受这样的报道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9月8日，暴乱已是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埃马米不得不在德黑兰实行军事管制法。根据宪法，在开始实行管制法的一个星期之向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据此，9月10日，埃马米要求对德黑兰以及其它11个城市实任军事管制，并得到了批准。那个9月8日将成为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五”。那个星期五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发展成了抢劫、杀人放火，安全部队只得开枪，别无其它选择。
虽然流了这么多的血，尽管我们的警察和士兵遭到种种中伤，我还是要赞扬他们在危急时刻从容不迫的表现。失去控制的暴徒野蛮地杀害了他们的战友，他们没有以同样的流血方式进行报复．此外，军事管制法没有得到严格实行．实行军事管制法只不过是一种警告。暴乱在继续．由于士兵实际上只对放火、抢劫、武装破坏分子开枪，因此，暴徒们根本不把士兵放在眼里。
白色革命是一项惊人的计划，它将使伊朗在25年内摆脱几个世纪的压迫。我明白，除非动员国内所有的力量，否则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以便阻止诸如反动分子、大地主、共产党人、保守分子及国际上的煽动分子之类的敌对分子成为绊脚石。要动员一个国家，你必须把它争取过来，既要推它，也要拉它，当它运转起来时，要保护它，反对那些企图阻碍它转动的人。让破坏者任意行动，当然不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