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中国作家（1885—1967）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自述
编辑- 别了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塔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看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出自〈十字街头的塔〉
- 我为这两个鬼[1]所迷，着实吃苦不少，但在绅士的从肚脐画一大圈及流氓的“村妇骂街”式的言语中间，也得到了不少的教训，这总算还是可喜的。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出自〈两个鬼〉
-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出自〈“雨天的书”序二〉
-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作法利赛人)，岂知道这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原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出自〈“雨天的书”序二〉
- 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唯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我尝自己发笑，难道真是从“妖精打架”会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却总帮助了我去了解好许多问题与事情。--出自〈《瓜豆集》题记〉
- 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出自〈《苦竹杂记》后记〉
关于文学与艺术
编辑- 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 --出自〈人的文学〉
- 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 --出自〈人的文学〉
- 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出自〈人的文学〉
-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出自〈人的文学〉
- 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遇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出自〈人的文学〉
- 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出自〈平民文学〉
-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出自〈思想革命〉
- 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出自〈思想革命〉
- 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出自〈思想革命〉
- 治学术艺文者须一依自己的本性，坚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见而改其趋向，终成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趋于毁灭，是为至要也。--出自〈偶感二〉
- 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出自〈自己的园地〉
- 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出自〈美文〉
- 我平常主张对于无论什么流派，都可以受影响，虽然不可模仿；因此我于这小诗的兴起，是很赞成，而且很有兴趣的看着他的生长。--出自〈论小诗〉
- 做诗的人要做怎么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出自〈论小诗〉
- 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艺术上的造诣，本来要有天才做基础，但是思想与技工的涵养也很重要，前人的经验与积贮便是他必要的材料。--出自〈古文学〉
- 我们既然认定研究古文学为权利而非义务，所以没有服从传统的必要。我们读古代文学，最妨碍我们的享乐，使我们失了正解或者堕入魔道的，是历来那些“业儒”的人的解说，正如玉帛钟鼓本是正当的礼乐，他们却要另外加上一个名分的意义一般，于是在一切叙事抒情的诗文上也到处加了一层纲常名教的涂饰。--出自〈古文学〉
- 古文学的研究，于现代文艺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虽然现在诗文著作都用语体文，异于所谓古文了，但终是同一来源，其表现力之优劣在根本上总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学里去查考前人的经验，在创作的体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出自〈古文学〉
-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2]先生在《小说月报》[3]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出自〈《阿Q正传》[4]〉
- 我的意见以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倘若过了这界限，流于玩世或溺惑，那便是病态的病理的，在诗的价值上就有点疑问了。--出自〈情诗〉
- 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涉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作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出自〈情诗〉
- 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的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争战是天下的正义，而犹称之曰“自尊心”。--出自〈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 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说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倡之理由。--出自〈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 我们平常专凭理性，议论各种高上的主义，觉得十分彻底了，但感情不曾改变，便永远只是空言空想，没有实现的时候。真正的文学能够传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将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给我们，也能将我们的主见思想，从理性移到感情这方面，在我们的心的上面，刻下一个深的印文，为从思想转到事实的枢纽。--出自〈《点滴》序〉
- 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度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的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学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出自〈《陶庵梦忆》序〉
- 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出自〈《扬鞭集》序〉
- 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出自〈《扬鞭集》序〉
- 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出自〈《燕知草》跋〉
- 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出自〈新文学的要求〉
- 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出自〈文艺的讨论〉
- 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出自〈文艺上的宽容〉
- 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出自〈文艺上的宽容〉
- 不能以多数决的方法来下文艺的判决。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出自〈诗的效用〉
关于中国文化
编辑-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出自〈祖先崇拜〉
- 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出自〈净观〉
- 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出自〈狗抓地毯〉
- 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而要了解礼教更非从萨满教入手不可。--出自〈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 改良农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张天师做教主，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出自〈乡村与道教思想〉
- 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之以遣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出自〈吃烈士〉
- 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或缺乏思索，虽然获得新知识也总是堆积起来，不能活用，古希腊哲人云：“多识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评。--出自〈论做鸡蛋糕〉
- 中国的知识大抵如此，我常说这好像一家药材店，架上许多抽屉贮藏着各种药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乌头、附子与茯苓，生地间壁放着，待有主顾时取用。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分作几隔，事实与迷信同时并存，可以学过生理的人在讲台上教骨头有几块，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隔膜，钻通颅骨而出去了。--出自〈论做鸡蛋糕〉
- 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出自〈心中〉
- 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出自〈生活之艺术〉
-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出自〈生活之艺术〉
- 中国人所最欢迎的东西，大约无过于卖国贼，因为能够介绍他们去给异族做奴隶，其次才是自己能够作贱他们奴使他们的暴君。我们翻开正史野史来看，实在年代久远了，奴隶的瘾一时难以戒绝，或者也是难怪的，──但是此后却不能再任其猖獗了。照现在这样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出自〈孙中山先生〉
- 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骂秦桧，称翁同和、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出自〈岳飞与秦桧〉
关于读书与做研究
编辑- 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哪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是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出自〈致溥仪君书〉
- 为现代的新青年计，人生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主要就是这几种科学：一、自然科学类，内有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三种。二、社会科学类，内只有人类学一种，但包含历史等在内。一眼看去，这都是专门学问，非中学课程中所有，要望青年男女得到这种知识，岂非梦话。这个情形我原是知道的，不过我的意思是只要了解大意便好，并不是专攻深造，大约不是很难的事。--出自〈论做鸡蛋糕〉
- 查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踪，去查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出自〈伟大的捕风〉
-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摄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出自〈闭户读书论〉
- 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得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了。--出自〈论八股文〉
- 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快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出自〈论八股文〉
关于人的生活
编辑-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出自〈人的文学〉
- 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出自〈人的文学>
- 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说道，‘知道你自己’( Gnothi 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出<妇女运动与常识>
- 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仅想选取其中的几节，将不中意的梢头弃去。这种办法可以称之曰抽刀断水，挥剑斩云。生活中大抵包含饮食、恋爱、生育、工作、老死这几样事情，但是联结在一起，不是可以随便选取一二的。--出自〈上下身〉
- 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茶酒代饭吃，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出自〈上下身〉
-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出自〈北京的茶食〉
- 我们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灭亡之悲哀，实在多是引动追怀，痛切地发生今昔存殁之感。无论怎样地相信神灭，或是厌世，这种感伤恐终不易摆脱。--出自〈唁辞〉
- 传说上李夫人杨贵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童女死后被召为天使的信仰，都是无聊的极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现：我们知道这是迷信，但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与善的分子存在。这于死者的家人亲友是怎样好的一种慰藉，倘若他们相信──只能够相信，百岁之后，或者在梦中夜里，仍得与已死的亲爱者相聚，相见！然而，可惜我们不相应地受到了科学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没有养成画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绝的坚忍，其结果是恰如牙根表露出的神经，因了冷风热气随时益增其痛楚。--出自〈唁辞〉
- 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虚。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出自〈中年〉
- 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之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出自〈沉默〉
- 为现代的新青年计，人生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大要就是这几种学科:一、自然科学类，内有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三种。二、社会科学类，内只人类学一种，但包含历史等在内。——出自<论做鸡蛋糕>
论时事与当代人物
编辑- 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出自〈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 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出自〈思想界的倾向〉
- 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碰伤〉
- 赤化灰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周作人为“三一八事件”死难者全体追悼会所写的挽联。
- 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我也并不如日本记者那样以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国，但我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出自〈新中国的女子〉
- 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这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出自〈偶感三〉
-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贪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帝国主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出自〈怎么说才好〉
- 现在知识阶级应做的事业，一部分的去弄学问艺术、改革思想，一部分“往民间去”，一部分特别有才力，“胆智不凡”的尤须“往兵里去”；清末革命的先烈这样的做过了。民国一成立，大家都宽心，以为天下从此长治久安，都去谈文化，其实这也只是做文官的敲门砖，将武力交给一班张三李四，“太阿倒持”，反受欺凌，正是怨不得别人。现在觉悟的时期应当到了；兵是要紧的。大人(即兵头)也要我们自己做。那时我们才会有自由。--出自〈别十与天罡〉
- 自从章士钊忽然不见之后，有些绅士气的乱党忽然打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老将吴稚晖更进一步而赋得章士钊，略迹原情，加以谅解，大有盖棺论定之概。但是老虎何尝死呢，大愚固然还做着甲寅社主，而虎子虎孙散满全国，正在生聚教训，将来发达当无限量。章士钊决不是孤身独立的，他是中国恶势力的代表，他的背后有成千成万的坏人挨挤著，推著。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的那些“卯部”，多数的无名之老虎是不会倒的，所以他这个大虫是一个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虫。---出自〈大虫不死〉
- 崇拜孙中山先生的自然还从三民五权上去着力进行，我的意见则此刻还应特别注重民族主义，拔去国民的奴气惰性，百事才能进步，否则仍然是路柳墙花，卖身度日，孙中山先生把他从满人手中救出，不久他还爬到什么国的脚下去了。“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出自〈孙中山先生〉
- 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他所问的并不是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即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出自〈《谈虎集》后记〉
- 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出自〈麻醉礼赞〉
- 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共存就是合并。--出自〈排日〉，刊载在1926年3月16日《京报副刊》
- 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出自〈排日平议〉
相关语录
编辑注释及参考资料
编辑
- 张梁/编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周作人》，香港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
- 钱理群/著，《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业强出版社，1995年12月1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