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俄语: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斯大林著,1950年6月20日在原苏联《真理报》上发表。

语录编辑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编辑

  •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三十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 (нация)语言[註 1],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註 2]、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 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 [註 3]。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 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 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象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象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
  •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象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至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象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的那种十分胆怯的尝试,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和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编辑

  • 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
  • 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 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
  •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 简单说来,你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答桑热耶夫同志编辑

  •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
  •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编辑

  •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的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所涉及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的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 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的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的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的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的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的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编辑

  •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注释编辑

  1. 注: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народность”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句中有“народность”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2. 注:原文是“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还用于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3. 注:沙龙语言,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salon”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