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语: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一本书,内容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工人阶级的研究。

语录编辑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编辑

  •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
  •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wholesale selfishness]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德文本第一版序言编辑

  •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 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注: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释,原作中凡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的地方,在本书中以后均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同样,我也经常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却刚好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穷,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导言编辑

  •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而竞争(后来由于取得了国外市场和扩大了贸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没有对工资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步调一致的,并且保证了一切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们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织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钱,并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少布是随他们便的。的确,他们是蹩脚的庄稼人,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也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如英国人所说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们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像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不进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跑四方的包买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收入,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一样,由于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他们大部分和农民有直接联系。……一句话,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中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1764年)。它是后来的骡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而它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纱。……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在织机旁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可赚4英镑(合28个普鲁士塔勒),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挣得更多;一个织工在自己的织机上一星期赚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从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结了。从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地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刚刚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手摇纺车扔在一边,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的话)。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现在,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50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谓的tenants-at-will(即每年都可以退佃的佃农),他们因为耕作得较好而且经营规模较大,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无法改进的祖传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到其他出路,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
  • 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水力纺纱机的出现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
  •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註 1],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可是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一个作坊,也许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对这个大问题保持缄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但是他们是决不会成功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的问题都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始终是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时候了,工人们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威胁,在要求;要知道,不久也许就太晚了。
  •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因此,关于工人状况的一切谈论,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就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土地正从他们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溃,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灾祸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可是他们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事情:虽然天知道英国人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状况的书。但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命运去任意摆布他们。这种愤怒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几乎是可以算出来的)就会爆发为革命,和这个革命比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

工业无产阶级编辑

  •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
  • 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把个体手工业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註 2]
  • 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垄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
  •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连《Old merry England》〔“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Old England》〔“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大城市编辑

  •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有谁能保证他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绝对没有把握了。
  •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产者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 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读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说,我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而这样一个区域是在英国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间就够他活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码的设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够了。不错,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谈到这个人间地狱的可憎的状况时,他们就会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属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户遗弃了,只是工业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业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它们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给人们,剥削贫穷的工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业才可能把刚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无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固然,这些区域原来的规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规划中弄出什么好东西来。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些什么来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没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愈是涨得高,就愈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反正无论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
  •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内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徹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所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
  •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竞争编辑

  •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
  •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
  • 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
  •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拢工人。
  • 换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註 3]
  • “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
  •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
  •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
  • 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
  •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爱尔兰移民编辑

  •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
  • 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
  •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门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门。当然,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但是,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资的降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1/5或1/4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结果编辑

  •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註 4]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 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
  • 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
  •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
  •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
  • 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註 5]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
  • 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註 6]
  • 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
  • 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註 7]
  •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
  • 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编辑

  •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 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降低,不如说是提高了,工人的状况与其说是变坏,不如说是改善了。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计件工资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里每周的工资也毫无疑问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
  • 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了。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都忘记了。
  • 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 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终结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註 8]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
  •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
  • 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註 9]奴隶制。

其他劳动部门编辑

  •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 每一个领到经纱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谅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码扣1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15英镑(100个普鲁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
  • 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
  • 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 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经谈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经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工人运动编辑

  •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
  •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
  •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
  •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
  •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
  • 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
  • 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
  • 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
  •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
  •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
  • 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löst]的目的[註 10]。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註 11])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註 12]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 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矿业无产阶级编辑

  •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
  • 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们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说,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盘结构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们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释。首先,他们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呕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许多人的证明,煤矿工人们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狭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紧张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矿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紧张,又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四十岁上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岁上就出现,并且很快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
  •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颠王国里,再没有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经常发生危险。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矿井中常常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几乎每天都有。……按理说,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门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无实的预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风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畅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钱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维灯;但这种灯的光线很微弱,对工人毫无用处,所以工人宁愿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发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风设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
  •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骗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记下来,可以随意付给工人一些工资,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话。
  •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们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们中间,首先是在和觉悟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们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渐渐出现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里,他们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绝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
  • 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知道,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 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怒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骗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骗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农业无产阶级编辑

  •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gricultural 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
  •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
  •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
  •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
  •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
  •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
  •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编辑

  •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註 13]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
  • 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
  •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
  •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 这一理论[註 14]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 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
  •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评价编辑

  •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注释编辑

  1. 注:1887年和1892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个字。——编者注
  2. 注: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著作谈到了“自由竞争”,可是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而自由竞争又只是工业的原则。——恩格斯原注
  3. 注:“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Smith.《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麦克库洛赫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页)。——恩格斯原注
  4. 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译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5. 注: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
  6. 注: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恩格斯原注
  7. 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8. 注: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412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721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5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人做别的工作,821人没有工作,其他659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9. 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
  10. 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注
  11. 注: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12. 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注
  13. 注: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恩格斯原注
  14. 马尔萨斯主义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