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在1905年6—7月写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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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语录

序言

•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

• 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 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这方面的最好的材料。这两个决议，究竟哪一个能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正确地规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就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这种新的形势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造成的。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他一切政党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么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答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从下面，即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力求争得的正是充分的自由；而且，强调这一点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必须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以此为限。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是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物质条件。指出这种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 但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么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目前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拼死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最前面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

•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直截了当地建议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提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定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来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奋起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能够容忍这种农奴制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成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可能还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简直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即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持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的人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某个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组织起几十万工人吧，你们去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吧！你们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的无政府主义空话，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广泛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 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产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容许的。

• 但是，说原则上容许，当然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否适当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当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去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作出任何预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派资产者正开始起劲地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第71期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同反革命进行真正的战争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主宰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性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 这样，决议既从各方面阐明了党采取“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新斗争方式时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 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

•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 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100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篇文章。（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叫作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作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

•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 代表大会的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谈到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力量的相互斗争。一个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气勃勃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则充满了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可以说是淹没在对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吮吸着关于第一步的思想。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把它当作引言或首要的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革命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始终只是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 正是这种区别一直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政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场争论。民主革命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根据这些前提作出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直接的共和制的口号，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无情地粉碎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却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清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以不提共和制，可以不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作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同反革命斗争的任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是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措辞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说法中。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而是档案学家的语言？

• 既然已经说到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成分也就消失了呢？这种想法一般说来是荒谬可笑的，具体说来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反而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的、紧迫的、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在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以后会怎样，在将来有了“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视野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那些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

• 临时政府必须“调节”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笨拙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以为可能有这样的政府，它们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争的“调节者”……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个决议借其名义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恰恰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个决议不是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推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想走的更远），不是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谈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缺乏辩证法思想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操练很有劲，但是指挥很糟糕，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在历史上所能起到和应当起到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 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作胜利而不积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时期的当前的和最近的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的口号，那么他们承认要求用共和制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看作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命政府和对共和制则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也就是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排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有两个：（1）临时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它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阉割革命，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做交易。

• 我们给我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时而在这种场合，时而在那种场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要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倾向来划分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作同一个东西，这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就象可以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作同一个东西一样，这要加上一些限定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要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作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这就使他们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 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

•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证明和反复说明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象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从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说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 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主义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却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谈不上了。当问题是要在当前的革命中进行民主主义的领导，要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要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却满足于忧郁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他们好象真的变成了“套中人”。现在，问题的实质，你们诸位先生所没有看到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来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交易来结束；是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倾注全力”去求得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字眼。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记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既然去斗争，就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农民群众所受到的革命影响还微乎其微；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

• 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毫无疑义地证明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能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被束缚住手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订一些条件或条款，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当作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鼓吹组织界限模糊，以至于主张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出版物脱离党；贬低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使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报竟然不叫作《解放》而叫作《社会民主党人报》，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弗利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彻底弄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啊！那么，我们说新《火星报》的议论表明它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是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或许工人不算人民？那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以情况为转移。无论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 我们倒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么象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我们双方不是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集会经常是“秘密”举行的，——确实是这样。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是怎样的呢？司徒卢威先生，你在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拥护者面前有什么可骄傲自大的呢？

• 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统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装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的情况（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取决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准确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绝对相信具体事变必然到来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如果你愿意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那就应当谈谈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起义，进行宣传，并且立刻大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会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但并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

•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对修正主义或反对机会主义的人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十分地不恰当。在针对不存在任何议会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竟提出了议会斗争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不恰当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一切拥护革命的人都想着并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象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是局部地、暂时地等等）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如该决议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起义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也有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

• 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要实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 总之，不管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

• 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性要取决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取决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定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我们除无产阶级以外，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么“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不仅用来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

•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

•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这样，我们和资产阶级“合击”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进行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对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

• 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 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工作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行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行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好特别的机关——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 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 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即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是专制政府、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阶级性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只用学校尺度来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参议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够麻痹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够“迫使它退出”的力量，《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为认识肤浅而对此感到害怕）。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 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指出运动中的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地弄清，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实际的政治危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弄清，这些或那些策略口号（也许是缺乏这些或那些口号），对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训练、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党所面临的实际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之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支持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

•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显眼，这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在完成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团体和小组已经认识到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认清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完全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固执地一再重复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基调，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因为它是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解决了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承认这些任务，并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口号。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号而是一味论述引言，不是在确认旧的东西的同时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枯燥无味地翻来复去谈论这种旧东西，制造借口来拒绝新东西，不能确定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是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冷嘲热讽，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只是表明，如果就道听途说的事情发表意见，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会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

•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 但是，只有骚乱派－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贬低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往往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且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谁贬低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言人变为工联书记。谁贬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这个在备受压抑、愚昧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贬低这些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到达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谁也不能谴责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考虑不让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热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谴责它的。

•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会为反动势力要实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吓倒，也不会为资产阶级要退出的思想所吓倒。工人并不期待做交易，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求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风暴时期，比起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风平浪静的“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榨取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航船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要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放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 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

• 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嗅觉却能很好地领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微弱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因此，他们绝不反对工人运动，绝不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给“俄国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上无产阶级彻底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象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你们不应当局限在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在不忽视工会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你们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已不适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而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却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终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订的“条款”（如斯塔罗韦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出卖自由的行为，都必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堆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中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僵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

• 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证明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承认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资产阶级不会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性、小商人习气和卑鄙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阉割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只提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经受不住强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自己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形势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 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参见

• 新民主主义

• 1905年俄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