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

中国历史学家(1924-2014)

田余庆(1924年2月11日—2014年12月25日),湖南省湘阴县人,出生于陕西省南郑县。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在世时曾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

摘录编辑

《东晋门阀政治》编辑

  •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原意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确是事实。
  • 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
  • 谢衡学行是笃守传统的儒宗,看不到一点元康名士的玄学气习。这样的人,显然不会为时所重,为士流所倾心。
  • 谢氏若无此由儒入玄的转化,就不能进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无从提高,更不用说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所以谢鲲追随元康名士,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
  • 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世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持士族门户势力。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事功。
  • 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
  •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悖,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 东晋时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彼此抵触无多,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传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学仅及于士族阶层者不同,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更长久的活动力量。
  • 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