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發(1964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2020年3月5日,获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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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情真的可防可控吗?
答案是肯定的,最终疫情会控制。但不同的疫情阶段达到疫情控制的措施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疫情控制,在武汉当地和其他地区是不一样的。在疫情初期,针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处理措施是迅速、有效的,而且很快初步认定了病原。这较之2003年SARS疫情,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有了病原学的认定,很快发展起了核酸诊断方法,虽然专家层面对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曾有过争论,这无疑对疫情控制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于疾病的传染性和人群易感性,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资料证实,因此不能忘下论断是强还是弱。在我回京前,通过各个医院发热门诊的走访,意识到疫情的确较前有了明显的恶化。但仍然是可防可控,只不过,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亲情、人情、健康和经济。关键是我们要因地施策。
  • 2020年1月22日微博[1]
  • 2020年1月31日,王广发接受界面新闻专访[2]
    • 界面新闻:你去武汉不久接受采访,说疫情“可防可控”,这一说法后来争议比较大,你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判断?
王广发:这些争议可能是一种误解,我说“可防可控”,因为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证明的确就是可防可控的。而且历年爆发这么多传染病,你说哪个不是可防可控?最后都控制住了。我当时说了几层意思,一个是“可防可控”,另一个是,这个病毒和SARS不一样,我们拿到病毒了,确实是轻症比较多,重症比例比SARS少,但是我还说了,仍然有重症病人。另外,记得我当时说,有没有人传人现象,这个需要流行病学数据,这个不好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要有锻炼身体,戴口罩的健康意识。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耐心把央视采访的整段视频看完,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另外,我们说的“可防可控”,要看是以什么代价来“可防可控”。在疫情的早期阶段,积极采取防控措施,代价就低得多,但等到疫情都播散开了,也是可防可控,但是社会代价就太大了。
  • 界面新闻:但是后来钟南山院士提到有人传人,而且有十几个医护人员感染,你当时有看到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吗?
王广发:我们当时得到的信息是没有。我们看到的资料,肯定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的。
  • 界面新闻:你们当时看到了哪些病例?有没有病例显示人传人的现象?
王广发:我们拿到的资料,就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最初41例患者的病例。我们进入到病房,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病人,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病人的情况,主要看病人每天发病的情况。我们是怀疑到有人传人,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但是聚集性病例可能是人传人,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
  • 界面新闻:这篇论文中提到存在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感染者,这是否可以确定存在人传人?
王广发:我们去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在临床的诊断治疗,因为我们是医疗专家。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我也是回北京通过媒体才知道的。
  • 界面新闻:但问题是,你们看到了完整的资料吗?
王广发:这里有很多问题,将来得好好总结,比如工作的机制,等等。这事得以后总结经验的时候,会有个公论,现在过多的评价,没有什么益处,还是要积极努力,把疫情控制起来。
  • 界面新闻:怎样才能确定是否有人传人,你又是什么时候确定出现人传人的?
王广发:这件事需要问疾控部门,因为他们做流行病学调查,是否有人传人需要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我自己得了病,我觉得肯定有人传人,因为我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后来钟南山院士说肯定有人传人,还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包括我。实际上之前也怀疑有人传人,但苦于没有确切证据。
  • 界面新闻:如果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换做“不排除有人传人”的说法,是否会更有利于公众去防范呢?
王广发:在我们科研术语中,有证据的事,我可以说“是”,没有证据的事,我不能说“无”,我只能说“没有证据”,外界感觉都是模棱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应该是在圈子里讨论,公众其实接受不了这些说法,因为太专业无法理解。我们不能因为一家人都感染了,就说有人传人,这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家人都感染了,可能有人传人,也可能有共同暴露,甚至既有共同暴露,也有人传人。但是,我们没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我们不能下结论,我们掌握的大体资料就是这样,只能说没有特别明确的人传人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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