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是卡尔·马克思于1871年6月写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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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
  •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 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
  •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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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
  • 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coup d’état〔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
  •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 responsable)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
  •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
  • 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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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
  • 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 这个以coup 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 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frères 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bohème〔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 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45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 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麕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
  •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麕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g[239]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麕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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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
  •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64个人质啊!1848年6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 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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