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是列宁于1917年写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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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语录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

•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 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高唱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来的绝对肯定的结论。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正是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 这样的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开展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 目前，在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在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结，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

•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只有马克思提出的与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学说不同的一点,即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一点,被现代社会党当做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缓慢的、平静的、逐渐的变化,而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

• 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指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 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

•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革命的前夜

•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

•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革命的总结

•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工人阶级由于亲身所受的苦痛，现在已经领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领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愚蠢地、轻率地否认这一点,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粉饰的市侩,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绝对的歪曲。

•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就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因为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静和显要的职位，使他们驾于人民之上。

•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

• 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反之，1905—1907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 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单命，才能放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一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

•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杜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

•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头”(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资产者，或者是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绝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的，是渴望推翻这个政府和渴望“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取消议会制

•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机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

•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打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个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作为特殊制度的议会制,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 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象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消灭议会制而保留代议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组织在公社内,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取消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意的捏造。马克思故意使用“组织民族的统一”这种说法，以便提出同资产阶级的即军队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的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5．消灭寄生物——国家

•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按 1851 年事变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第四章 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住宅问题》

• 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及其享有特权的官员。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 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做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这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算做“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斥责国际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风气现在已经愈来愈流行了。

•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常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单纯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 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只是反对这样的“废除”国家!马克思不是完全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者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既拒绝使用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目的的国家。

•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了资本家的压迫以后，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如果不利用那种“暂时的形式”的国家,又利用什么呢？

• 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吗？

3．给倍倍尔的信

•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逐渐无事可做而随着失去其作用。

•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是无稽之谈，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地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 这里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加上着重号，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國范围內甚至国际范围內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

•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败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生义”。

• 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 恩格斯故意把“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加上着重号，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侩的水平，市侩承认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线,在这个界线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手续,使绝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推论,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连给官吏发微薄的薪金的办法也包括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 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和阶级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一—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一—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越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面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

• 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 说资产阶级恩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昧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趿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低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圳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计算,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们“自己的”，认为它能证实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敢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

•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工厂、大商店和大资本主义农场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要求每个人绝对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他所担负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会有整个企业陷于停顿或机器和产品损坏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 但是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 )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 )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 )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是否保留“内阁”,是否设立“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一—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被缩小、压抑并圈割得残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被资本主义环境腐蚀了（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负责人也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内就能够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和根绝官僚制。我们要学习公社社员的革命勇气，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办法就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能立刻实现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现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或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赛而加强的军事机构已经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军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参见

• 国家与革命
• 《共产党宣言》